植物标本馆，顾名思义是收藏植物标本的地方。妥善保存的标本历经数百年都不会毁坏，封存着属于全人类的地球记忆。而现在，美国杜克大学下属的植物标本馆决定关停，近一百万件标本流离失所。无处安放的记忆背后，是一门长期边缘化的学科，和一群沉默中逐渐消亡的学者。

撰文 | 周舒义

凯瑟琳·普莱尔（Kathleen Pryer）停住了脚步。

灯光昏暗。拥挤的房间里，一排排铅灰色铁柜沉默着。足有一人高的柜子塞得满满当当，让人想起图书馆：像是层层叠叠的书架，还有次第排列的书脊。只不过，架子上不是书，而是各色硬纸装订的腊叶标本——这里是杜克大学下属的植物标本馆。

普莱尔在这里度过了生涯的大部分时光。34年前，她来这里读博，恋爱，当上生物教授。过去近20年里，她一直是这里的馆长。

过不了多久，这里除了记忆的空壳，什么也不会剩。她收到了自然科学学院院长苏珊·阿尔伯茨（Susan Alberts）的邮件，对方告知，杜克植物标本馆将会关停，馆内藏品要在两到三年内腾出位置。

两到三年，是这座标本馆的生命倒计时。而它建成现在的样子，足足花了一个世纪。1921年，那时候杜克大学还叫“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植物学家雨果·布隆奎斯特（Hugo L. Blomquist）用鞋盒运来第一批标本，成为馆藏发端。到今天，馆内拥有超过82.5万份植物标本，规模在全美私立大学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哈佛大学。除了花卉、树木等维管植物，这里还有全美首屈一指的苔藓、藻类、地衣和真菌收藏。进化生物学家帕梅拉·索尔蒂斯（Pamela Soltis）曾感叹其馆藏深度、丰富程度出类拔萃——“杜克作为全球植物学研究发源地，素来备受推崇。”

但现在，普莱尔只能眼睁睁看着风光消散，历史在自己手上终结。“简直不可理喻，这里有我的黄金岁月，我不想把心血交给别人……凭什么？”

凯瑟琳·普莱尔 | Duke Herbarium

泥潭

危机早有预兆。靴子落地之前，标本馆已经麻烦缠身。

首要的麻烦是空间不足。标本馆坐落在60年前落成的生物科学大楼，约40万份标本存放于此。随着藏品数量与日俱增，总共6000平方英尺的存放面积已不能满足需求。新增藏品不得不装进标本箱，摆在房间外的走廊里。到2005年，500多箱标本已经挤满了大楼的全部五层走廊。

这些标本一度被转移到校外存放，但事后看来，这是个糟糕的决定。普莱尔回忆，藏品在校外遭遇了可怕的水患，“到处都是黑色的霉菌。”潮湿和发霉对标本来说是致命的——高湿条件下，菌物侵害会导致植物组织腐烂，使其特征模糊、样貌损毁，丧失研究价值。

2006年，普莱尔争取到80万美元拨款和额外空间，把标本带回了杜克大学。但这只是暂时的喘息。现在，空间再度捉襟见肘，积压等待入库的标本越来越多。

不止如此，生物科学大楼年久失修，老掉牙的暖通空调时常漏水，已经入库的标本也岌岌可危。“生物科学大楼和校园内其他一些老建筑……一直处于无人照管的状态。”杜克大学生物教授里塔斯·维尔加利斯（Rytas Vilgalys）说，“它们存在严重的水损问题……我认为一切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目前，标本被保存在两个地点：生物科学大楼和植物生长室。

除此之外，领导权分散也是个问题。包括普莱尔在内，标本馆的负责人共有五名。他们彼此独立，分管不同部分的藏品。虽然这五人同属生物教授，但他们的细分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对标本馆的发展方向意见相左。分歧经年难以调和，标本馆在各方角力下不停做布朗运动，在学校里备受恶评。

为了改善标本馆处境，普莱尔四处奔走。2022年，她的努力似乎迎来了一点光亮。生物系主任艾米丽·伯恩哈特（Emily Bernhardt）告诉她，生物科学大楼的翻修处于“早期规划”，学校已经了解到，有大半藏品需要临时安置。伯恩哈特让普莱尔拟订一个“战略计划”，规划标本馆的未来发展。

在副馆长保罗·马诺斯（Paul Manos）的协助下，普莱尔完成了计划。在这份长达18页的报告里，她详细阐述了标本馆面临的麻烦。普莱尔提出，标本馆“需要打破过去70多年来陈旧的僵化模式，变得更加现代化和可持续”。针对现状，她列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进建议：包括统筹管理，将领导权集中到一位教员身上；为标本馆寻找新的资源支持；加强与生物学、环境科学等课程的协同；统一筹款协议，以及加强标本馆的校外影响力。

2023年2月，普莱尔兴冲冲地将报告提交给伯恩哈特。谁知此后，这份报告如同暗夜中投出的石子，迟迟不见回音。

直到3个月后，一场风马牛不相及的会议上，她从伯恩哈特那里听到了偶然的只言片语——计划“并没有得到学校管理层重视”。追问之下，伯恩哈特建议普莱尔，再准备一份“愿景计划”，具象化改进措施，向管理层强调标本馆的重要价值。

普莱尔再次制订计划。她自学建筑制图，绘制了新馆的平面设计图纸，并再次将计划发给伯恩哈特。不知道该说是意料之外还是意料之中，这份计划再次石沉大海。

有时候，沉默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在普莱尔为翻修标本馆而奔走的这一年里，风向在悄然转变。

最坏的情况发生了。2024年2月13日一个平淡无奇的中午，五名负责人收到来自阿尔伯茨的邮件，邮件正式宣布了标本馆关停的消息：“我们仔细考虑了维护标本馆所需的条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资源缺口过于庞大，为这些藏品找到一个或多个新家，符合杜克大学和标本馆的最佳利益。这些藏品理应存放在一个有足够资源为后人维护它们的机构中。”

普莱尔没想到，翻修变成了关停，临时安置变成了永久搬出。

零和游戏

在事后发给媒体的邮件中，阿尔伯茨解释，关停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紧缺，学校需要将资源投入到其他地方。“若要负责任地收藏如此珍贵的藏品，需要生物系和学校长期投入大量资源……而这会牺牲很多其他紧急、重要的事项。”

伯恩哈特称，她与普莱尔、马诺斯等人探讨了关于标本馆未来的各种方案，比如搬到校内更加现代化的处所，或是将标本安置在校外，甚至还包括向其他植物标本馆寻求合作。她表示，尽管自己和普莱尔一样，支持最“积极”的方案，“但校方认为，普莱尔计划所需的资金和内部合作关系是无法实现的。”

这与普莱尔等人的说法不同。他们强调，此前一年里，校方与标本馆的沟通极为有限。“行政部门从未与我们讨论，也从未与我们对话，说‘让我们一起想想办法，看看能做些什么’，或是发起众筹。”普莱尔说。作为替代方案，她曾提出自筹资金在校园内新建一座标本馆，但校方对此视而不见。

“有杜克校友联系我，提出一项300万美元的捐赠计划，他承诺捐出第一笔100万美元。就在那时，杜克大学摊牌了，他们没有抓住这个好机会，反而让我们关停标本馆。”

阿尔伯茨承认，捐赠计划确有其事，但若要翻新设施，维持标本馆日常开支，至少需要2500万美元。这超出了杜克大学的承受范围。她还强调，此次决定更应该看作“搬迁”，而非“关停”。“诚然，标本馆搬迁无论是对杜克大学，还是对教职员工来说都是一个损失……但长远来看，我们打心眼里认为这都是为了藏品着想。”

“有些人觉得，搬迁是对标本馆价值的否定。这让我既好奇又困惑，还有点沮丧……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我们认识到了这些藏品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也知道其中蕴藏的惊人价值。只是说，我们不再是这些藏品的合适管理者。这和说标本馆没有价值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阿尔伯茨认为，植物标本最好交由自然博物馆保存。

缅因大学的植物生态学副教授杰奎琳·吉尔（Jacquelyn Gill）反驳，截至2023年，杜克大学的捐赠规模高达116亿美元，财力远胜很多公立大学。“现在这所大学居然说，他们担忧藏品的前途，想要把它们转手给别的机构。我不禁要问，如果杜克没有资源，谁能有这个资源？”

普莱尔补充，2500万美元的数字“毫无根据”。教员们向杜克大学学生独立报纸《纪事报》透露，生物科学大楼的翻新计划让校方重新审视了标本馆的“实用价值”，管理层决定，将资金集中在“更见成效”的项目，牺牲标本馆。校方则始终拒绝对此置评。

面对《纪事报》问询，杜克大学公共事务副总裁弗兰克·特兰布尔（Frank Tramble）回应，校长文森特·普莱斯（Vincent Price）、教务长亚历克·加利莫尔（Alec Gallimore）并没有参与关闭标本馆的决定，但他们完全支持阿尔伯茨和伯恩哈特，“确定项目的优先顺位”。

显然，标本馆的优先顺位并不高。阿尔伯茨表示，与图书馆等普惠机构相比，标本馆更像是大学里的“研究核心”，仅服务于少数学生和教员。“这绝不是贬低植物标本馆的价值，但在讨论标本何去何从的时候，没有哪个理性的世界会忽视这一点。”

“这是一场零和游戏，”阿尔伯茨补充，“没有谁拥有无限的资源。”

飘蓬无定

关于标本搬迁的讨论已然开始一个可能的接收方是得州植物研究所（BRIT），远隔重洋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菌物标本馆（HMAS）也抛来了橄榄枝。。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如此大规模的藏品，接收方空间和人手有限，很难将其整体搬到一处。更可能的做法是，将馆藏分割，分别托付给许多不同的机构。这样一来，产生的成本将会高得离谱。不止如此，在搬迁过程中，标本也很容易散佚。

“情况会非常混乱。东西会丢。无论多么小心翼翼，东西也会受损。”吉尔在播客中说，许多标本只此一件，损失会难以弥补。“无论如何，搬到新家的物件总要丢几样，对吧？”

这些担忧前车可鉴。位于加州克莱蒙特的兰乔圣安娜植物园曾多次接收搬迁的标本，植物园负责人露辛达·麦克达德（Lucinda McDade）回忆，其中一次搬迁赶上了暴风雨，标本被工人随意倾倒在装卸货物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放下手头的一切，赶去把它们抢救回来。”

2023年10月，日本奈良县立大学在重建校舍时，误将1万多件珍稀植物标本当成无主废品丢弃。当时，现场工作人员简单询问了“这些标本还有人要吗？”——在未得到回复后，就匆匆将标本当作垃圾清理了。这些被丢弃的标本还包括一些已经灭绝的珍稀植物。

问题不只是把藏品搬到另一处这么简单。标本馆不是遗世独立的桃花源，而是和研究者、所在地时时发生着沟通和联系。在多年的标本积累过程中，馆内培养了一批熟悉这些植物的专业人员；杜克大学地处美国东南，这里是生物多样化热点地区，杜克标本馆60%的藏品来源于此。毫无疑问，搬迁会斩断这些联系。

不搬的理由很多，现实却无可奈何。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刘星月教授向《返朴》表示，“从结果来看，在现实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巨量的标本分散保存到条件更适合的单位，实际上是科学合理的方案。”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白明研究员认为，这显然会“让原有学科积累一下子清零”，但在美国大学看来，也是追求效率、提升创新力的一种做法。“当然，对分类学这个基础学科非常不利。至于这种做法对后世的影响，只能让历史去回答，很可能要看运气了。”

流离的标本就像无定飘蓬，无法扎根的标本馆不止杜克一家。2015年，密苏里大学决定关闭历史长达119年的邓恩-帕尔默植物标本馆（Dunn-Palmer Herbarium），逾17万件标本被转移到200公里开外的密苏里植物园。2017年，路易斯安那大学门罗分校为了扩建体育场跑道，将近50万件标本迁至得州植物研究所。从1997年到2015年，由于预算和空间紧张，北美的700多家植物标本馆中，有100多家被迫关停。

“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哈佛大学进化生物学家斯科特·爱德华兹 (Scott Edwards) 表示。“许多大学博物馆和植物标本馆的命运，取决于学院院长和地方行政部门是否重视他们的活动。”

存放标本的场地要钱，例行维护修缮要钱，雇佣教职工管理标本馆也要钱。“而挑战在于，与其他炙手可热的新兴领域相比，用于支持标本馆运作的拨款接近于0。”埃默里大学植物标本馆馆长卡桑德拉·奎夫在博文中写道，“要是再让我看到有文章扯什么人工智能拯救地球，我可能会发狂尖叫！”她回忆，在担任馆长的过去12年里，“我不得不乞求、借贷、以离职相要挟，才能拿到经费，勉强周转。我们甚至靠卖T恤来筹措资金……”

经费短缺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大学运营模式。奎夫举例说，假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提供一笔125万美元的拨款，70万美元会用来承担研究项目的基础成本（包括人员工资、耗材、设备等）。大学会在此基础上抽取一笔管理费（overhead），可能占基础成本的56%或更多。很多大学已经开始对这些管理费形成依赖。

她指出，在政府资助机构看来，运营标本馆是大学的事，不会拨款支持；而在大学看来，标本馆白白占着空间资源，却收不到管理费，相当于净损失，自然也不待见。植物标本馆就此在夹缝中备受冷落。

“这到底有什么用？”

布莱克·福斯基（Blake Fauskee）是普莱尔实验室的一名博士生。他认为，校方所谓“资源有限”只是幌子，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依托于标本馆的植物学研究不被重视。“一种感觉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杜克大学正逐步淘汰我的研究领域。”

维尔加利斯补充说，标本馆的职能本质上是记录植物，这不够吸引眼球，给人一种老派的感觉，外人常常会有“不合时宜”的刻板印象。很多人并不清楚标本馆“有什么用”，不幸的是，这其中甚至包括杜克大学领导。“他们对此一头雾水。”普莱尔回忆，“每来一位主席、院长参观，我都要花几个小时来介绍说明。”

向行外人解释“这到底有什么用”，是所有冷门学科的宿命，也是几乎注定徒劳的事情。因为这个问题往往意味着，提问者已经抛却了敬畏和好奇心。你甚至能想象，对方是如何以懒洋洋的睥睨姿态，等一个比泡面还要开包即用的简短总结。任何自证的努力在实用主义面前都不堪一击——毕竟，所有人总是要死的。已故植物学家维基·芬克（Vicki Funk）曾做过一次堂吉诃德式的挣扎，她罗列了标本馆的足足一百种用途，并殷切写道：“希望像这样的清单可以帮助人们继续斗争，使那些珍贵的馆藏免于被肢解和破坏的命运。”

杜克标本馆没能逃出命运——普莱尔也一样。快要退休的她迎着各路媒体，一遍又一遍回答“有什么用”，在播客里磕磕绊绊地谈论“重要价值”。她选择向风车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

在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普莱尔向记者展示了几份粉红杓兰（Cypripedium acaule）标本。

上面这株粉红杓兰采摘于1936年5月16日，盛开于北卡罗来纳州塔尔河沿岸的低矮松树林。

而这些粉红杓兰采摘于1997年，4月中旬就已盛开，比60年前提早了足足一个月。

通过分析1886年到2022年间采集的200多份标本，研究发现，粉红杓兰现在的开花时间要比150年前平均提早12天。照这个趋势，它们可能会在蜜蜂等传粉昆虫活跃之前开花，影响授粉和繁衍。普莱尔说，这些标本“代表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定植物，承载着绝无仅有的历史。”

标本馆是一份微缩的自然档案，见证了植物演化和环境变迁。在杜克，部分标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200年前。星星点点的绿意，曾伞擎一个世纪的气象，鼓奏大西洋的飓风。如今芬芳散尽，只剩干花褪去娇怯，沉淀成一份遥远的怀想。80多万枚凝固的时光断面静置于此，正如植物标本馆的拉丁文名hortus mortus，这里是字面意义上的死亡花园。

“它们无需浇水，也用不着人操心。”访谈中，普莱尔略显局促，“植物们在这儿很快活。”她咧咧嘴，泛起久违的笑容。

无名之物

标本馆的作用不止于此。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道：“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然而直到现在，有“名字”的事物仍然是少数。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24年7月统计，我们迄今发现、描述和命名的物种约215万，仅占全部物种估计数量（以3000万计）的7%。2013年发表于《科学》（Science）的一项研究估计，约20%的已知物种存在重复发表现象——我们已知的物种实际还要更少。

人类对物种多样性的无知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就连“地球上有多少物种”这个问题，到今天回答仍然莫衷一是。牛津大学动物学教授罗伯特·梅（Robert May）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300万到1亿种的宽泛估计；流传最广的一项研究来自卡米洛·莫拉（Camilo Mora）等人，他们得出的数字是870万种；新近的更多研究则表明物种数量在10亿数量级。巨大分歧背后，“物种”定义本身都长期意见不一。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物种起源》中写道：“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定义能够令所有的自然学家都满意；虽然每个自然学家在谈论物种时都隐约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

1753年，植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é）发表《植物种志》，首次建立了双名命名法和人为分类系统。他写道，“如果不知其名，则知识难以承续。”此后近300年里，分类学逐渐成长为一门对生物体进行命名、描述和分类的科学。生物在特定类群中的分类位置，提供了有关其特征、亲缘和演化的关键信息。这些信息从活体植物那里只能得到一少部分，大部分则依赖于标本馆长期积累的收藏。

标本馆采集的植物实体，是分类学的起点，也是旨归。在新物种发表时，依据的主要材料被称为模式标本（type specimen），是具有唯一性的实体凭证。《国际植物命名法规》规定: 植物新属或新属以下分类群名称的合格发表，必须指明模式，分类群的名称永久依附于那份模式——而这样的命名模式标本，杜克植物标本馆有近2000份。据此进行的发现、描述、定义和识别，如同回转不息的灯塔，为我们照亮物种海洋里的日月浮沉。

遗憾的是，许多物种还没有被发现，就在悄无声息中湮灭了，悲风甚至不曾传来遗响。据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发布的《2023年世界植物和真菌状况报告》评估，约3/4的未知维管植物面临灭绝威胁。许多植物在得到正式命名、被认定为新物种时，就已濒临灭绝。这一趋势近年来愈演愈烈：2020年新发现的植物物种中，有59%濒危（Endangered），24.2%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总体受威胁比例高达77%。

2018年，在几内亚孔库雷河（Konkouré River）沿岸的急流浅滩上，植物学家丹尼斯·莫尔穆（Denise Molmou）发现了一种未知植物，她将其命名为Saxicolella deniseae。到2022年5月，该物种正式发表时，研究人员查看卫星地图发现，早在半年前，由于下游修建水电站大坝，Saxicolella deniseae原本的栖息地已变成一片汪洋。现在，这种植物也用丹尼斯的名字命名：“Denise’s Saxicolella”——丹尼斯可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亲眼看到它的人。

已灭绝的Saxicolella deniseae

“道理很简单，你无法拯救一个你不了解的东西。”植物学家拉斐尔·戈瓦茨（Rafaël Govaerts）不无伤感地写道。
分类学家请回答

在气候变化、物种消亡的背景下，杜克标本馆的命运可以看作是相关学科处境的一个缩影：依托于标本馆的生物分类学，同样步入了生命周期的寒冬。

2022年，白明、刘星月等33名专家联名发表文章《分类学者成“濒危物种”，抢救生物分类学刻不容缓》，指出生物分类学已经“濒危”。文章写道，随着生命科学整体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分类学的发展岌岌可危。很多生物分类学者的状态就如同他们研究的濒危物种一样，数量急剧萎缩，某些类群的分类学者甚至已经“绝灭”。

白明告诉我，这篇文章诞生的契机，是业内普遍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学生毕业后都很难找工作。”

“传统分类学成果很难发高影响因子杂志，分类学岗位也很少设在头部学校，学生未来毕业后看不到出路。”白明说，这导致大批优质学生被“劝退”，生源质量下滑。

即使是留下来的学生，也很难坚持下去。与其他领域的学者相比，生物分类学者在求职、晋升、研究经费等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大量青年分类学者被迫放弃自身专长，改变研究方向。在我国，分类学研究生80%以上未能从事本学科研究，人才严重流失，梯队难以维系。

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主要以论著影响力、经济效益、社会影响等因素为标准，分类学的贡献和价值被严重低估。“正是因为生物分类学太过基础，以至于其他学科在使用分类学的研究成果并取得实际成效时，忘了分类学不是‘免费’的，是需要有人为它‘买单’的。”

当下，学科主流转向分子生物学几乎成为必然趋势。许多人被分类学的描述性工作误导，认为分类学工作简单且缺乏科学性，将其武断归为仅是在鉴定物种的学科。但实际上，生物分类学不是一门“手艺”，而是综合性很强的科学，需要具备形态学、遗传学、细胞学、生态学、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像DNA条形码（DNA barcode）这样的新技术能快速识别、分类物种，但并不能取代传统的形态学分类方法。昆虫学家昆汀·惠勒（Quentin Wheeler）打比方说，认为DNA条形码能取代严肃的分类学，和认为计算器能取代纯数学没什么两样。

2023年10月，《物种和分类学家的无声灭绝》（The Silent Extinction of Species and Taxonomists）一文在业内引发广泛讨论，文章剖析了生物分类学遇冷的根源。

伊凡·勒布尔（Ivan Löbl）等人在文中指出，分类学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修订工作，往往几年才能发表一篇论文。这显然与“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就出局）”的现行评价体系格格不入。而且分类学成果通常在最初几年里引用较少，但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会持续被引用。目前的发表指标，不论是期刊影响因子还是H-index，均未考虑到这种特殊的引用模式。这就导致分类学学者在职业生涯关键期获得的引用量很低，坠入恶性循环。

此外，开放获取（Open Access）出版模式近年来方兴未艾，知名期刊往往会向作者收取高昂的文章处理费（APC）。例如PLoS Biology要价高达3000到5300美元。但很多分类学学者都是没有基金支持的业余学者、退休人员，即便是背靠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也大多囊中羞涩。发表费用成为他们眼前一道不容忽视的门槛。

“未来会怎样？”对谈末了，我抛出一个只有时间知道的问题，问白明，也问千千万万未来的分类学家。

白明没有丝毫迟疑：“光等着别人重视是不行的，关键是利用和研发新的技术来拥抱改变，推动下一代分类学的发展。”

未来会好吗？

杜克标本馆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2月16日，有人在change.org发起请愿，呼吁杜克大学撤回关停标本馆的决定。短短10天内，支持人数就突破了14000；半年后的今天，支持人数更是来到了……20000出头。一鸣惊人习见于文艺作品，平平无奇才是现实的多数。但普莱尔仍不放弃：“也许会发生奇迹？”

奇迹也许永远不会来，也许明天就来。普莱尔倾其所有。

她站在沉默的铁柜面前，能听见这座花园的古老心绪。自16世纪30年代植物学家卢卡·吉尼（Luca Ghini）首创植物标本制作技术、建立第一座植物标本馆以来，这种古老的研究范式始终站在技术前沿。现在，标本馆的收藏不仅包括腊叶标本，还有液体浸泡标本、种子、木材切片、花粉、显微切片，甚至冷冻的DNA材料。我们可以从200年前的标本里提取DNA，可以用机器学习分析标本，研究昆虫的食草习性。往后200年、500年，又会涌现出怎样的技术，那时的人们，又将从标本里解码出怎样的信息？许多物种湮灭在演化长河里，标本是属于全人类的地球记忆。

凯瑟琳·普莱尔

昏暗逼仄的房间里，普莱尔从标本柜抽出一封红色纸夹，红色代表标本采集自北卡罗来纳。打开封面，又厚又硬的台纸上，压着一株南方铁线蕨（Adiantum capillus-veneris）。

“1934年5月13日，弗兰克·史密斯在哥伦比亚县采集的标本。”她把标本捧高，对着光亮，“瓦卡莫湖北端。”

身形孤直、倔强，仿佛灰暗夹缝中拱起的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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