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记者／张维

　　● 国家推进反垄断，并不是要去反所谓的头部企业，而是要恢复有效的市场竞争，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

　　● 尤其要注意平台开放与强化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而后者就是要形成一个有效的企业行为的激励机制

　　● 未来可以采取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或摊销等经济手段，逐步缩小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资本回报率差距，鼓励数字经济企业进一步面向国家的“卡脖子”领域加强技术研发，实现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2021年，被业内人士公认为“中国互联网反垄断实质性启幕之年”：从2月7日发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到8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就《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再到8月18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系列举措为互联网的公平竞争确立规则、划出底线、设置“红绿灯”。

　　在完善互联网反垄断相关制度的同时，实操环节的互联网反垄断也在“动真格”，包括腾讯、美团、阿里等在内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均接受了反垄断监管机构的立案调查或处罚。

　　“有形的手开始发力，互联网的游戏规则要变了。”有业内人士感喟道，中文互联网的发展规则确实有可能被改写，但推进之路并不容易，涉及监管方式、尺度拿捏、技术难题等诸多挑战。

　　互联网反垄断究竟反的是什么，将给互联网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在规范和发展中走出一条最适合我国国情的互联网反垄断之路？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就这些社会关注的话题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许可，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三希，《比较》杂志研究部主管陈永伟。

　　反垄断并非反企业 意在推进公平竞争

　　记者：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有力有序强化竞争监管，坚决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着力规范平台经济竞争秩序，营造公平、高效、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反垄断究竟反的是什么？结合此前多家头部互联网企业受到处罚的案例来看，是否可以认为互联网反垄断首先针对的就是这些大企业？

　　薛军：近一年来，国家通过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案件的处罚，和进行经营性集中未按规定申报在内的常规案件的执法，让企业和公众明白反垄断合规的重要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推进反垄断，并不是要去反所谓的头部企业，而是要恢复有效的市场竞争，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垄断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市场上有效竞争的展开产生了危害。反垄断的目标，则是要推动创新，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中小企业在市场上有平等的、有效的机会来参与市场竞争。

　　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应该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效率评估。从长远来看，要分析它是否有利于市场活力的培育、消费者福利的增进，以及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而不是单纯依靠静态评估，以为只要竞争行为让竞争对手受损了，好像就是不正当的。公平竞争执法不是保护固有利益，而是要保护竞争秩序，保证有效竞争的存在和可持续性。

　　许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大并不是原罪，大是规模经济。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能降低成本，规模经济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展现就是网络效应。

　　反垄断实际上有三个层次：一是市场份额判定，而较高的市场份额就其本身而言是中性的；二是判定有无从事限制或者排除竞争的行为；三是企业抗辩与针对垄断的合理性分析，要看其对行业相关方、消费者效用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这三个层次的判定缺一不可。而目前，不少人还主要停留在前两个层次进行判断。

　　李三希：反垄断的本质并非反对某家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主要还是反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而非竞争者。

　　陈永伟：从经济学角度看，企业更“大”是能够产生规模经济的，但与此同时也可能抑制竞争。反垄断反的，主要是企业“大”了之后变“坏”，从而抑制竞争的这一面。

　　平台开放大势所趋 谨慎推进勿伤创新

　　记者：连日来，有关外链解锁的话题热度不断，这也是互联网反垄断近期的工作重点。

　　就在9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指出：“保障合法的网址链接正常访问是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要求，无正当理由限制网址链接的识别、解析、正常访问，影响了用户体验，也损害了用户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

　　9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举办的一场“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上，参会的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百度、华为、小米、陌陌、360、网易等企业被要求在9月17日前必须按标准解除屏蔽，否则将依法采取处置措施。

　　目前来看，平台间的开放和互联互通是否代表着未来应有的发展方向？目前主要存在哪些障碍？应如何克服？

　　李三希：互联互通的指向是比较宽的，既包括数据可携带权，还包括软件可操作性的互联互通。从总体上来说，还是要去解决反垄断里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之间的冲突，要进行权衡。

　　从事后的角度而言，当然是希望所有的互联网平台都互联互通，但是它一定会涉及事前激励的问题。不然没有企业愿意花费心力建设自己的平台，所以需要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对于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应该给予更加审慎的利弊分析。

　　许可：在互联网反垄断中，要避免对必需设施的轻易认定。必需设施是工业经济时代上下游市场的一个关系概念，也就是企业如果占据上游，对下游市场产生控制能力，无法让下游市场企业与其进行公平竞争，那么其有可能被定义为必需设施。如果其他企业离开了这一必需设施，其市场竞争能力会受到极大损害。

　　但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定义需要慎重。比如即时通信市场的确更高频一些，但其与社交媒体和信息分发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上下游关系，即时通信领域的成功也不意味着社交媒体和信息分发领域必然成功，因为用户注意力市场是很难被垄断的，而企业随时可以在移动应用商店建立自己的App。

　　薛军：我认为，平台开放不应仅仅局限于巨头之间，而是应该更多向中小企业开放。平台作为市场主体，享有一定的基于自己的商业模式的考虑设置开放条件的权利，这些应该是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一个范围，其应遵循有利于市场活力的培育、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和行业技术的创新这三点要求。国家要求企业进行平台全面开放，可能也要基于审慎的政策效果的评估。

　　尤其要注意平台开放与强化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而后者就是要形成一个有效的企业行为的激励机制。如果市场不对通过有效竞争获得的这种优势地位进行保护，允许别人来“搭便车”，那么企业创新的动力就会减弱。

　　陈永伟：所谓的互联互通本质上是一个平台开放的问题。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平台开放和封闭都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和收益，因此互联互通一定要权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平台之间进行互联互通，性质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有些平台在功能上本身是互补的，它们之间不愿意互通，可能只是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导致它们陷入了“囚徒困境”。对于这类问题，有关部门介入协调一下，让它们实现互通，无疑会提升社会的效率。

　　而另一些平台则是提供同质产品，且具有相互替代关系。这类平台之间的互通，不仅平台本身可能不愿意，而且即使互通了，也只会产生零和博弈的后果，对社会福利未必有正面的效应。对于这类情况，除非其中的某一方是具有必需设施性质，一般不应强行要求它们互通。总而言之，互联互通是好事，但也不能一刀切、一蹴而就，而应该实事求是，让能够互通的、容易互通的先通起来。

　　引领创新承担责任 寻求关键技术突破

　　记者：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让我国的数字经济更具竞争力和发展活力。在坚持平台经济规范和发展并重方面，有何具体建议？

　　薛军：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利用人口红利和基础设施优势，获得了较强的国际国内影响力。

　　不过从真正的核心技术来讲，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是没有边界的，未来世界必然是互联互通的。举例来说，阿里如果将来搞不好，亚马逊就会来做我们的生意。所以中央强调，对于平台企业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监管规范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要去引领全球技术创新，承担未来大国信息技术革命竞争中的发展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只是做点扶贫救灾之类的社会公益项目，而是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加速技术研发与科学进步。

　　许可：中国移动互联网是超级App主导，彼此之间是超越自己细分领域的生态竞争。这种生态竞争的激烈性与活力性，对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有好处，不仅消费者从中得到较多的实惠，市场机制发挥得也较为充分，而且产品在商业模式领域都是世界级的。不过，尽管中国的超级App可以满足客户的多层次需求，但问题在于流量至上，把争夺用户当成主要发展方向，可能会造成恶性竞争，因此需要进行规制。

　　李三希：构筑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关键在于创新。近段时间国家的政策重心，就是要规范数字经济市场主体的行为，让企业能够更加聚焦创新，在此基础上做大做强。过往中国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创新，离不开国家电信、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搭建和相关优惠政策，未来可以采取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或摊销等经济手段，逐步缩小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资本回报率差距，鼓励数字经济企业进一步面向国家的“卡脖子”领域加强技术研发，实现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