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新京报记者李桂 肖薇薇 马延君

　　5月22日，13点07分，“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杂交水稻至今，袁隆平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使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始终居世界领先水平。

　　在晚年的自述中，袁隆平多次提到：“科学探索无止境，在这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路上，我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梦想尚未实现，不会停歇的老人却离开了。

　　长沙下着小雨。当天下午3点多，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门口，有人默默地在医院门口的绿化带上放上一束菊花，有人摆上一束绿绿的稻谷，更多的人静静地站在那里，眼神悲痛地盯着医院的方向。

　　5点多，灵车从湘雅医院开出，前往长沙杂交水稻中心，那是袁隆平生前工作的地方。

　　“老骥伏枥”

　　迈入耄耋之年，袁隆平似乎真正意识到自己“时间很紧迫”，他为每个下一年都定下了“水稻增产”的目标。

　　2014年，84岁的袁隆平说希望能在自己85岁左右，杂交水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再过几年，90岁之前能够实现1100公斤。“我现在时间很紧迫，我还是有雄心壮志的，就是老骥伏枥的精神。”

　　2015年，在85岁之际，袁隆平卸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他已经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31年。

　　卸下行政事务后，他回归了研究员的角色，依然专注于杂交稻的科研。身体尚好时，他跟随着稻子播种、生长、成熟的季节，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试验田。

　　每天，他要下田四次，清晨去转一圈，中午时再去第二次“问诊”，晚饭前和晚饭后，他要第三次、第四次下田。晚上，他会守在电视机前听完全国的天气预报，听到持续暴雨等恶劣天气，他会在客厅墙上挂着的地图前，站上许久，摸一把脸，叹口气。

　　在下田的时间之余，他喜欢拉小提琴，也会游泳、打排球，院里老年排球队，他领队的那一边，经常是赢家，“和我打对手的那方谁都想赢我，我一去，就带动了队伍的情绪。”

　　后来他的身体跟不上了，球很少打了，也下不了田了，他调侃自己，“下田去了，起不来的”。他还是常到田边去看，特别是到了水稻抽穗期，一亩稻田有效穗多少，每穗平均多少粒，他在心里很快估算出大致的产量，他都“心里有底”。

　　经常晚上八点，固定的牌搭子会上他家，他们一起做一小时的“脑力锻炼”——打麻将。

　　“我是做研究的人，脑瓜子不行我就完了，我主要还是动脑筋，幸好还没痴呆，我最怕痴呆。”袁隆平在2019年10月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比起同龄人，他的身体还可以。他常说，自己有着70多岁的年龄，50多岁的身体，30多岁的心态，更有20多岁的肌肉弹性。

　　生活里他似乎与同龄人一样，像个“老小孩”。吃饭时，餐桌上没有出现自己刚买的豌豆时，他会念叨着，非要吃豌豆才罢休。他会经常在家里藏好零食，三个孙女过来时，让她们去“偷吃”。和老伴去逛手表店时，看中的手表价格太高，他找了借口拉着老伴出来，一边说着“不要手表了”，一边剥山楂片给她吃。

　　但袁隆平还是明显地衰老了。他走路变得很慢，背也佝偻了，走上三四百步就要气喘，走得远了，他步履蹒跚，身旁人伸过手要搀扶着他，扶了一会儿，他便摆摆手，“不要扶了，不要扶了。”

　　他的听力也不复从前，尽管戴着助听器，同行的人需要在他耳边，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说，他才能听清。视力也不好使了，衬衣口袋里装着他的眼镜，办公桌上还摆着一只放大镜，戴上眼镜也看不清纸上的数字，他便举着放大镜看。

　　“饭碗得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家国动荡早早地在袁隆平身上烙下了印记——他1930年9月7日生于北平，被取名“隆平”。受父亲工作影响，一家人多年间辗转北平、天津、江西、湖北等地生活。

　　美好记忆与残酷现实同时出现在他的童年，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教会学校的母亲英语优异，伴着中外名著长大的袁隆平，英语水平也远远领先同龄人，直到晚年爱“飙英语”的习惯还是一直未改。

　　袁隆平多年来一直感念母亲的教育，在一封给母亲的长信中，他写道：“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

　　袁隆平对学农产生懵懂的兴趣，始于小学一年级。在汉口，老师带孩子们郊游，在他的记忆里，园艺场“花好多，在地上像毯子一样，红红的桃子满满地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

　　然而九岁时，刚随家人来到重庆的袁隆平就经历了日军大轰炸，一时间满地焦土，随处可见同胞尸首。

　　青年时的袁隆平极具“反叛”精神，他爱游泳，空袭来临，人人都急着躲进防空洞，他嫌憋闷，竟选择到嘉陵江里游泳躲避。数学老师教乘法“负负得正”，他偏要问个原因，老师“你只需记住就行了”的答案没能令他满意，多年后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他还和一同获奖的数学家吴文俊说起这段往事。

　　数学一直是袁隆平的弱项，他曾在采访中“自曝短处”，称自己和同学有个“交易”：“我教他游泳，他教我数学，结果最后他游泳得了第二名，我数学还是不行。”

　　少年时的经历无形之中影响着袁隆平的人生道路，高中毕业后，袁隆平报考西南农学院，一是因农学课程中数学的比重小，二则是因为那次郊游的经历。

　　多年后，袁隆平曾在一次演讲中笑言，当时郊游看见的并非真实的农村，“如果当时看到的是农村的真实情况，我肯定就不学农了”。因为1952年，他作为农学院的学生去土改，住进农民家，才知道真正的农村“又苦又累又脏又穷”。

　　1953年8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服从统一分配，前往湖南省怀化地区的安江农校任教，同年又被分配到偏远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

　　很快三年困难时期来临，在袁隆平的记忆里，“那时大家都吃不饱饭，一天到晚都想吃餐饱饭，有个老婆婆讲，她说我现在吃餐饱饭，让我死都愿意。”

　　大饥荒时，袁隆平不再游泳，时常梦见自己边吃扣肉边流口水。饿得急了，他会把米饭蒸两次，吃草皮和树根，他还曾亲眼看到5个饿殍，倒在田埂和路边。

　　饥饿的记忆根植在脑海里，此后多年他不停地提起这段经历：“现在年轻人，不知道食物珍贵，浪费粮食，你们没有挨过饿，你们都是在米汤里面长大的”。

　　也是从那时起，袁隆平坚定了信念，“中国人要解决吃饭问题，饭碗得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感谢稻田里那株与众不同的水稻”

　　23岁的袁隆平在湖南省安江农校教作物育种之余，开始从事传统水稻品种选育。同一年，大洋彼岸的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让人们开始从分子层次上了解遗传信息的构成和传递的途径。

　　彼时的中国，盛行的是前苏联植物学家、农学家米丘林和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否认基因存在，认为可以通过嫁接和胚接等手段，利用两个物种的优点，创造出新的物种。

　　曾经，袁隆平试图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把番茄嫁接到马铃薯上，“希望它上面结番茄，下面长马铃薯”。但最终种出来的东西，“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

　　有一次，袁隆平还种出了一个17.5斤的“红薯王”，以为自己找到了粮食增产的好办法，但“红薯王”并没有将变异遗传下来，这也让他对无性杂交的正确性产生了疑问。

　　4年后，青年教师袁隆平在报纸上看到沃森和克里克的研究，转而开始从遗传学上研究杂交水稻。

　　安江农校老校门旁曾有30多亩水稻良种选育实验田。上个世纪60年代初，7月的一天，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到试验田选种，一株“穗大粒多”、“鹤立鸡群”的稻株引起了他的注意，稻粒数有230余粒，远超普通稻株。袁隆平兴奋地给这株水稻做了记号，又将所有谷粒留作试验的种子，并于第二年播种。在他的计划里，这些种子长出的稻株，有望实现亩产上千斤的突破。

　　让人意外的是，同一批种子，种出的稻株却不一样：禾苗高矮不同，抽穗的时间也有先有后。“根据孟德尔遗传学理论，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应该不会分离，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这让我陷入了疑惑：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袁隆平如此写道。

　　袁隆平仔细数了数高矮不齐的水稻，发现两者的分离比例正好是3:1，符合分离定律。袁隆平认定，原始稻株是天然出现的雄性不育杂交水稻，他想找到更多这样的稻株。

　　水稻是自花授粉、雌雄同蕊的作物，一直被学界认为“没有杂种优势”。稻粒数多的、天然雄性不育杂交水稻的出现让袁隆平意识到，这或许是杂种水稻的优势：大量培育优势杂种水稻，可以带来粮食的大幅度、大面积增产。

　　此后两年，每到了水稻开花的季节，袁隆平和科研人员都在稻田里进行杂交育种实验。雄性不育水稻有着“花药不开裂”的外部特征，他和团队拿着放大镜观察了14万株水稻，最终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水稻。

　　1966年2月底，前述内容整理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上。“这还得感谢稻田里那株与众不同的水稻！”袁隆平说。

　　从“野败”到“超优千号”

　　此后，袁隆平的研究并非一帆风顺，但还是取得了进展。1968年4月底，袁隆平将培育的700多株不育材料秧苗插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

　　但在5月的一个晚上，700多株秧苗全被人为地拔掉了。袁隆平悲痛欲绝，直到4天后才在学校的一口废井里找到残存的5株秧苗。也是靠着这仅有的5株秧苗，实验才得以继续。

　　从开始寻找雄性不育系水稻，到得到可以提高产量的杂交水稻，袁隆平用了近10年。早期，袁隆平将1000多个品种的常规水稻和最初找到的雄性不育株水稻及其后代进行实验，发现保持不育特性植株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实验陷入了僵局。

　　1970年11月，在读完国外相关杂交实验的论著后，袁隆平决定用更边缘的野生稻进行杂交实验。后来，在海南的一处农场，助手们找到了一株此前从未见过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这株珍贵的野生稻被命名为“野败”。

　　到了1973年，用“野败”杂交得到的水稻已经种植了几万株，都能保持不育特性，杂交水稻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 “野败” 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已经配套成功。

　　也是1973年，袁隆平培育出的“南优1号”，在湖南、广西等地试种，平均亩产超过500公斤；1974年，我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2号”培育成功，在安江农校试种，亩产628公斤。

　　此后，全国又陆续选配出了“南优”、“矮优”、“威优”、“汕优”等系列杂交水稻，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提高了粮食产量。

　　袁隆平的研究并没就此停止。1981年，他提出两系法育种方式。14年后，两系法技术研究成功。1997年，他又在两系法的基础上研究超级杂交稻。2021年5月，在三亚国家水稻公园示范点，“超优千号”超级杂交水稻开始测产，最终，得到结果为平均亩产1004.83公斤。

　　“禾下乘凉梦”

　　科学探索无止境，在这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路上，我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袁隆平

　　晚年时，湖南省农科院在袁隆平住宅旁安排了一块稻田，他推开门，站在阳台上，便能瞧见。清晨，他一起床便走到阳台，面朝着稻田，甩甩胳膊、晃晃腿，锻炼一下身体。

　　“虽然眼睛不如从前好使，但袁老师给稻田看病依然眼光‘毒辣’。他当天看了田满意，就不会找我‘麻烦’。不满意，早上9点30-40分，电话准时就到了我这里。”照看老爷子楼下试验田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彭玉林，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每天都有全国慕名而来的人，向他请教“种田”的知识，他像个“活地图”，一问对方来自哪儿，哪怕很偏远的县，一说经纬度，他心里便有了谱。有人希望他能去当地指导水稻种植，他总说，“我看明天身体好，我就去。”

　　也有太多专门来与“杂交水稻之父”合影的人。他说，只要身体上撑得住，他很少拒绝，一年毕业季，学生们希望与他一一合影，他微笑着，站了四十分钟，被助理搀扶到家，坐在按摩椅上，面色苍白，神情呆滞，吃了药，吸着氧，很久才缓过来。他调侃地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做名人一点都不好玩。”

　　“好说话”的袁隆平却在水稻种植这件事上，很有自己的原则。一次，来自东北通辽市的人找来，请教他当地的土质偏盐碱地，能不能种植袁隆平团队培育的超级杂交稻 “超优千号”。一旁助理回复，可以种植试试看。

　　“不行。”袁隆平却摇摇头，“纬度超过40度就不行了，这个杂交稻最多种到纬度38度的地方。”

　　2019年，89岁的袁隆平的身体愈发差了，但他从没觉得自己应该休息，每次上医院接受检查后坚持出院。当年10月他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身体还可以，就是有一个气喘病，“没有想过退休，一退休了就没有事情做，会有失落感。“

　　实际上，他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医生多次建议他住院。“但他不承认不接受，他以前身体太好了，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个气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院士办主任辛业芸博士说，他以前身体很好，没想到后来一下差这么多。

　　他的精神却没随着病痛消磨，反而愈发矍铄。2019年10月，参加节目时，主持人告诉他，网友们称呼他为“90后资深帅哥”。袁隆平跟着念了一遍 “90 后资深帅哥 ”，反应过来，笑呵呵，用带着长沙口音的话说，“哪个给我起的名？”这之后，他便学会了自称“90后”。

　　2020年8月26日，袁隆平90岁生日前一天，他到常去的那家理发店，盯着镜子里问理发师，“我是胖了还是肿了？”理发师认识他17年了，笑着回答他，“胖了，不是肿了。”

　　无法停下去稻田的脚步，不肯休息的袁隆平，反复说起自己的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我们试验田里的超级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一人多高，我就跟我的助手坐在稻穗下乘凉”；第二个梦就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全世界如果有一半的稻田种上杂交稻，至少可以增产一亿五千万吨粮食。

　　他将自己的“两个梦”具化到每一亩稻田。2020年11月，90岁的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目光炯炯，嘴角上扬，细数团队这一年的成果，湖南衡南基地早稻高产攻关田最高产量达到了亩产1500公斤，在江苏南通的海水稻试验田，最高亩产802.9公斤。

　　他乐呵呵地说，自己接下来的两个目标，其一是发展超级稻种植面积到1亿亩，每亩增产最低100公斤；其二是海水稻，也搞它个1亿亩，每亩增产300公斤。

　　数字显得抽象，他用到一句类比，增产100亿公斤，是什么概念，可以多养活4000万人口，增产300亿公斤，可以多养活1亿人口。

　　对于杂交稻的亩产量，袁隆平从没说过满足了。在袁隆平身边二十几年，辛业芸博士记得，他以前常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我那个超级杂交稻要是研究成功了，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个愿望很快在2000年实现了。紧接着，他又说，“要是亩产800公斤，那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湖南衡南基地早稻高产攻关田，双季稻最高亩产超过了1500公斤，辛业芸再也没听到 “心满意足”这个字眼了。“我意识到，他是不会满足了。”

　　本文参考：解放日报、科技日报、央视新闻《面对面》、腾讯新闻纪录片、知识分子、《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