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4月24日是第七个“中国航天日”。为铭记历史、传承航天精神，本版刊登钱学森之子撰写的文章，缅怀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爱国情怀，从而激发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凝聚起实现中国梦航天梦的强大力量。

绵绵华夏，巍巍昆仑，是一代又一代英雄儿女谱写成章；风云际会，千秋伟业，是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其中有一个名字将永载我国科技史册，他就是钱学森。

人们通常把钱学森留学美国以后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构成了钱学森整个科技报国人生的华彩乐章，也构成了钱学森科学历程中的三个创作高峰。

但是把钱学森中学毕业后的人生按照他自己的选择也可分为五段。通过回顾这五段人生选择，我们能更清晰、更立体地了解钱学森科技报国的圆梦历程。

第一次选择：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

钱学森在报考大学时，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他要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

他常听老师讲到孙中山及其建国方略。如何让一个衰败的中国迅速复兴，孙中山给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设想，其中建设方面，他提出要发展交通，尤其要发展铁路交通，让国家的铁路像人体的血管一样通向四面八方。

那时中国的铁路基本上都是外国人铺设的，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钱学森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再加上当时交通大学是全国大学里面最好的大学，所以钱学森报考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当一名航空工程师

就在钱学森憧憬着立志做詹天佑式的工程师的时候，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上海驻军突袭中国守军，史称“一·二八事变”。日军空军狂轰滥炸，中国守军所以伤亡巨大。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得到了上海各界的大力支持，交通大学腾出最好的交通宿舍作为中国守军的临时野战医院，宋庆龄、宋美龄都曾到交通大学看望过伤员。在校园里忙着搬家的二年级学生钱学森，目睹着天空中肆意飞来飞去的日本飞机，他愤愤地对同学们说，现在学铁道机械工程已经对国家的用处不大了，当务之急是要学打下日本飞机的本事。为此，钱学森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当一名航空工程师。

为此，他用业余时间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航空方面的书都读完了，还专门选修了航空工程方面的课，为自己人生的新选择默默地准备着。大学毕业后，他报考了国家第二届庚款留学公费生，专业是航空工程。他以当年庚款留美公费生航空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开始了涉足航空工程的历程。

他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就读，一年后获航空工程硕士文凭。但想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还需要到航空工厂实习一年，并获得航空工程的执照。但让钱学森始料不及的是，在当时的美国，没有一家航空工厂允许中国人进厂实习，没有实习证明就当不了航空工程师。钱学森再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第三次选择：从做航空工程师转为研究航空理论

钱学森发现，航空工程师的工作依据基本上是靠经验，缺乏理论指导。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至此，钱学森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从事航空理论方面的研究。钱学森向当时美国航空理论研究的最高学府加州理工学院递交了申请。只身一人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经过导师冯·卡门教授的一番口试，被成功录取。钱学森的父亲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过去的读书人只动嘴不动手，这是人才培养上的错误。他对儿子的培养就是要彻底改变读书人那种只动嘴不动手的毛病。恰逢此时，钱学森父亲的好友蒋百里受国民政府委派考察欧美军工发展状况，顺便看望了钱学森。蒋百里先生非常支持钱学森，他认为现代军事的发展空军非常重要，中国早晚要有自己的航空方面的专家，“你学航空理论我非常同意，至于你爸爸的想法，不用忧虑，我回去会做通他的工作。”有了这位长辈的支持，钱学森人生的第三次选择成功地实现了。

钱学森很快就成长为一名航空理论方面的杰出科学家。1938年，钱学森从理论上预见了高速飞行的飞机将面临热胀问题，多年后被航空实践完全证实。他在1949年提出的火箭客机的设想早已变成现实中的航天飞机。他早年的论著《物理力学讲义》为现代的纳米技术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运用风洞原理发展风力发电的设想也早已应用。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钱学森在导师指导下取得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为反法西斯同盟战胜轴心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次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

1955年，钱学森到当时我国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东北地区参观，提出能否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望两个老熟人。彭德怀元帅得知此事后，马上决定让担任该院院长的陈赓大将去哈尔滨陪钱学森参观。彭德怀跟陈赓说，你问问钱先生，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只要钱先生能说造，我们就组织人干。

陈赓设宴欢迎钱学森，席间问钱学森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钱学森回答说“怎么不能？外国人能造，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造？中国人又不比外国人矮一截！”回答得非常干脆。陈赓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得不得了，当晚就赶回了北京。正是钱学森的这句话决定了我国航天事业的起步。

国家的需要让钱学森作出了他人生的第四次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在当时，除了钱学森没人知道导弹、火箭是怎么回事，我国从事航天事业最早的一批科技工作者们，大多都没见过。当时受国力所限，研制经费并不富裕，有时甚至非常紧张。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在北戴河开会的各省省长、各工业部部长到周总理跟前发牢骚，说国家都这么穷了，还搞什么导弹、搞什么火箭呀，中央现在应该首先解决民生问题。那个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尖端挤了常规，军工挤了民用。我国航天就是在这么一个既缺人又缺钱又缺技术的情况下起步的。

在1986年我国航天事业创建30周年的时候，已经有了我国自主研制的火箭、卫星、返回式卫星和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导弹。而科研经费仅仅是是美国研制同级别航天器所用研制经费的五分之一。

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中13个“第一”，钱学森都发挥了他人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无论是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还是八年四弹规划，都凝结着钱学森高人一筹的智慧，打上了他鲜明的个人烙印。从自主研制的第一代中近程导弹东风—2号成功发射，到第一次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圆满成功，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遨游太空，到第一艘载人飞船曙光号的研制，都能看到钱学森作为设计者、组织者、领导者的身影。

第五次选择：完成由科学家向思想家的跨越

1982年，钱学森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届时已经70多岁高龄，但他又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五次选择，再次回到学术理论当中。

他提出了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为系统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创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给出了人们认识和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所应遵循方法论和有效途径；他潜心研究系统工程方法，把工程系统工程进一步发展成社会系统工程，使之成为社会各领域取得长期和整体最佳效益而采用的科学方法。

钱学森还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理论、新理念：知识密集型大农业理论为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出谋划策；大成智慧教育理念为中国21世纪教育现代化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世界社会形态与世界大同的论述，给出了一位科学家对世界发展趋势的见解；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的设想，提出了借鉴东方文化传统规划中国城市建设的考虑。这些学术成果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0年，钱学森等发表《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一文。这篇文章标志着钱学森最终完成了终其一生两个最具亮点的学术创新，也标志着钱学森由科学家向思想家的跨越。

半个多世纪以来，钱学森是中国科技界的偶像，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标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属于人民也属于历史。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学森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