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大流感是新冠疫情之前人类所经历的最惨痛传染病全球大流行。百年前，医学家们在近代传染病学铺就的基础上迅速判定此次世界性瘟疫的扩散途径主要为呼吸道飞沫传播。为此，多国相继出台了不同限度的“口罩令”。然而随着疫情持续，科学家们也意识到，呼吸道飞沫并非流感扩散的唯一媒介，其他直接、间接的人与人、人与物接触也会导致流感致病原的传播。

1918年12月13日，芝加哥医学界专家代表在接受联合采访时谈到：“目前多数医界权威都认为流感是口手传播疾病，它会经由手部侵入人的口腔及表层粘膜”。相关发现使得分化出了“第二战场”——以手部卫生为重点预防“接触传疫”。1919年9月，《俄勒冈人报》的新闻评论道：“‘流感细菌’不仅由呼吸道传播，也能借着感染者使用乃至触摸过的物品传染给下一位受害者。因而虽然戴口罩的举措使我们免遭空气中‘流感细菌’的危害，但当面对其他传染媒介时，口罩显然没有什么保护力”。于是，科学家连同各方力量行动起来，寻找应对“接触传疫”的良策。

预防“接触传疫”的当务之急，是切断人与人之间直接肢体接触带来的安全隐患。而这方面最现实且普遍的问题，便是如何妥善处理社交礼节。

1918年11月9日，芝加哥《宽斧周报》质疑了疫情期间两人握手的合理性，指出“握手不过只是一种社交形式”，主张“废弃握手陋习，代之以互相敬礼，也可以用敬礼取代亲吻礼”。作者解释道：“每一天，手部会和嘴巴还有鼻子接触数十次。这足够使流感、肺炎、结核病、白喉、猩红热等各种疾病细菌通过鼻腔、口腔传入体内，让你喉咙发痛。此后，当你和朋友握手时，遍布你口、鼻腔的细菌又会由你的手传出去”。同时，该文还为读者奉上了实用的“手部防疫”建议。其中一条是“打喷嚏时要用纸巾或手帕捂住鼻子，如果你裸手接着，很可能会在之后的握手礼中把病菌传给朋友”。

当时也有舆论认为虽然握手有些许“危险”，但出于必要交际考虑，只要握手后注意个人卫生便好。1918年12月，《堪萨斯城星报》就嘱咐读者在外与他人握手后，要“保证让手远离你的口鼻”。同月，芝加哥的医学家们建议民众佩戴口罩，理由是口罩能“防止手部不自觉地接触嘴巴”，从而化解“流感这种口手传播疾病”的感染风险。后来，经历过多轮疫情折腾的社会主流也对握手礼产生了不同于疫情起初的看法——譬如1922年8月，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县医学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海索恩就在媒体上发声，直言“没有任何一位传染病患者必须去握手，他只消就此（向朋友）道声抱歉就可以了”。这个观点在疫情的第四个年头，已然是多数医学家和一众社会人士的防疫共识。

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围绕握手礼的争鸣，还引出过一段和中国有关的“插曲”。1918年12月，堪萨斯州卫生委员会执行官塞缪尔·克拉宾博士在发言时讲到：“疫情期间，如果你非要和朋友握手的话，不妨像中国人一样‘握你自己的手。’和邻居握手也许会使你或他暴露在危险当中，那么就用古老的中式‘军礼’——抱拳来取代握手吧！统计数据清晰表明，在普遍采用抱拳礼的唐人街地区，罹患流感者占人口数的比例明显较低”。

1918年8月16日，纽约市卫生部门警告民众“如果不想染上‘西班牙流感’或类似的传染病，就不要和别人接吻，除非在两张嘴间垫上一块手帕”。9月20日，盐湖城公共卫生官员塞缪尔·保罗疾呼“热吻隐藏着致命危机”，他呼吁《盐湖城电讯报》警示读者：“接吻是最为高效的‘流感杆菌’传播渠道之一”。

在部分西方国家，轻吻脸颊等处的“接吻礼”也是常见打招呼方式。在1918大流感期间，也有许多专业人士及公共舆论挑战了“接吻礼”。1918年9月，《大溪城新闻报》调侃地写道：“我们获悉，在本地冷静等待‘西班牙流感’降临的这段时间里，可爱的姑娘们还有几天可以自由‘接吻’问好！”这显然在暗示读者，一旦流感来袭，“接吻礼”的香吻将有可能沦为死神的“夺命之吻”。有神经高度警觉的民众，还有心印制了警告牌，提醒他人不要行“接吻礼”——1922年春天，一位来自纽约的母亲为保护孩子免遭流感疫情，特地在外出时给婴儿车贴上了硕大的警示牌：“请不要亲吻我！”。在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威斯康星州曾于1919年展开过一次“接吻禁令”讨论——该州医学界人士曾上书政府，建议疫情期间“禁止民众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接吻”。但最终，威斯康星州立法机构认定这项草案严重侵犯了国民自由，因而未予通过。翌年，蒙大拿州《阿纳康达标准报》在回顾威斯康星州的这场辩论时理性地指出：“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停止接吻——他们需要以吻表达对别人的情感”。诚如斯言，总体上看，1918大流感对“接吻礼”的冲击是小范围、短时性的。

用餐时难免会有手部与口部的接触，因而容易出现流感交叉感染。1919年1月，波特兰的公立学校开始向学童们教授“预防流感歌谣”，开头第一句唱到的就是“保持清洁，保证健康，三餐之前一定要洗手”。涉及餐饮的“接触传疫”也是大流感期间医学界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1919年1月，费城内科医师协会在答记者问时强调：“民众应当勤洗手，避免将不清洁的手贴近口鼻。同时，为安全起见，所有公共杯盏、餐具都必须经过严格化学消毒再重新使用”。可见在部分专家视域里，餐饮器皿消毒和手部清洁同等关键。

最先警觉起来的是食品加工业。在强化消杀管理开外，食品商也在积极挽回因恐惧“接触传疫”而流失的市场。1918年10月，《堪萨斯城星报》的“斯威夫特”牌人造黄油广告，就大字注明“本产品清洁纯净，在制造和包装过程中不曾被人手直接接触”，以此抚慰对流感高度紧张的消费者群体。继而，公共卫生界也开始关心起流感患者日常饮食生活中的防疫细节。1918年11月，全美军民医学界联合会议发布公报建议流感患者要“单独使用一份盆碗、刀叉、汤匙、餐巾、手帕等用餐工具，使用过的餐盘和水杯必须彻底清洗”。

“洗碗”可以说是大流感期间阻击餐饮类“接触传疫”的历史焦点。1919年4月，新泽西州《特伦顿晚报》整版刊出了一则洗碗机广告。虽属营销文章，但这则广告所涉及的防疫思考未必全是捧吹。文章首先以美军营地在疫情期间的流感暴发空间差异，指出卫生洗碗事关重大：“传统洗碗方式或与流感的传播有所关联。相比集中清洗餐盘的军营，在士兵各自清洁餐具的营地里，流感疫情要严重许多。洗碗水几乎是流感传播的不二媒介，在这种温度适中的流体介质里，细菌极其容易滋生。”有鉴于此，作者鼓动深受疫情困扰的餐饮业主采购、使用洗碗机。一条重要理由是“手洗碗碟不可能用上滚烫的开水”，而洗碗机耐高温，能够实现“清洁粉的高效起泡，同时以高温浸煮的物理方式杀灭部分细菌”。后来，到1920年10月，美国多名军医设计展开了对照组实验，结果在其他条件基本相同的前提下，使用洗碗机群体的感染者人数只有手洗碗群体的三分之一，可谓高下立判。

大流感期间，部分有关餐具清洁的“接触传疫”思索，也与餐饮监管密切协同，及时落地成为餐饮服务业的防疫指南。1918年10月4日，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卫生部门宣布受流感疫情影响，境内全部冷饮摊禁售苏打水、软饮等需要消费者共用器皿的餐品，仅允许保留一次性盒装的冰激凌。次年盛夏，部分监管方在查明冷饮摊“接触传疫”的传染病学特征后，适当放开了管制。譬如1919年8月，美国动员联邦及各州卫生专家联合开展了针对碗碟交叉感染的细菌学研究。联合委员会专家证明不清洁的碗碟而非冷饮本身才是需要管控的对象，因而建议“立即参照设计防护措施……加强对露天苏打水、软饮料摊位的监管，使之妥善清洁、消毒玻璃杯”。公允地看，如此细化措施确实减少了疫情防控对酷暑时节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如此科学化、精细化治理尝试，理应得到历史的肯定。

另一方面，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等国家的卫生系统也意识到邮件可能造成致病原的扩散。透过疫情期间美国各地新闻的点滴记录，不难发现邮局是非卫生公共服务系统里职工感染较多的一个单位。1918年10月，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邮局暴发流感。负责人透露，当时每天都有至少七名邮递员在工作环境里染上流感，邮递业务几近瘫痪。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1918年12月的密苏里州巴特勒。整整几个星期，当地全体邮递员都因罹患流感不能上工，媒体只能反复安慰读者“几周后我们就能重新收到来信了”。为此预防“邮件传疫”，邮政部门在卫生官员指导下推行了临时管制政策。1919年6月，阿拉斯加州门登霍尔地方政府决定严格筛查来自病例发现区的邮件，所有相关邮件、包裹都要经过全面消毒方能派送。同时当地也规定，对于运输邮件的邮轮，一旦启航或中途装卸地点报告确诊病例，全体邮政船员必须就地隔离，五天后若无任何流感症状方可重新上岗。

历史地看，1918大流感期间的“接触传疫”问题，给后世预防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留下了三点社会性启示：首先，疫情期间公民的自我健康保护不能仅限于“戴口罩”，良好的手部清洁及在公共场合严把“手口卫生”关也应得到更多关注、宣传。第二，社会面防疫工作在聚焦“人”的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在人以及人际之外，“人与物”（物品、环境）、“人—物—人”的交互事实。以是防疫需协调好“人与物”日常联系中的防疫事项，这点往往是防疫起步阶段比较容易被各方忽略的一个维度。其三，人是社群性动物，“接触”（无论对他人，对物品）是人感知、谋生、交往乃至存在于世界的一条基本通道。因而对于“接触传疫”的防范，不应以较长时间破坏人的社会属性，牺牲人的社会活动条件为代价，前置性的“防物”比后补的“防人”在各方面都效果更佳。比之“戴口罩”和“打疫苗”，“接触传疫”的防范将尤其考验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工作智慧。可以说在“遭遇战”转入“持久战”之后，“接触传疫”已然跻身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