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19174）生于浙江。我国杰出的气象学家，历史气候学和气象学的创建人、奠基人。

竺可桢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气象观测、记录的务实精神，独辟蹊径的科学思维和传统科学研究方法的巧妙应用等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每天坚持物候观察记录数十年

物候观察记录是气象科技工作者的日常工作之一。竺可桢从1921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起，到1974年逝世，每天都观察、记录物候和天气。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气象预报时，还躺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握住笔，记下：“晴转多云，东风一至二级”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日记。

他的气象日记（除1935年以前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已丢失外），从1936年1月1日到1974年2月6日（去世的前一天），共38年零37天，日记一天也没有间断过。

翻开竺可桢的日记可以看到，在每天日记的正文前，都记载着当天的天气情况，如天气阴晴、风向风力。同时还记有花开花落、冬去春来等物候内容。

竺可桢对待气象观察非常认真、细致。如他上下班步行穿过公园时，不是像游人那样悠闲自得地观赏公园里宜人的景色，而是对公园的景物做确切而仔细地观察：哪天柳絮飘飞，哪天北海结冰，哪天春燕回归，哪天丁香花开……回家后，就在日记上认真地记载下来。

有时候，竺可桢因公出差或有事耽误，就动员老伴、女儿，甚至邻居家的孩子帮他留心观察，详细记录。这些平凡而真实的记录，为他的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巧用文献资料研究我国的气候变化规律

由于历史的原因，要研究某一地区，尤其是全球的气候变化规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竺可桢巧用文献资料研究历史气候学的方法，使研究世界气候变化规律成为现实。

我国的许多古文献、地方志，以及个人日记和旅行报告中，有着丰富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如台风、洪水、旱灾等自然灾害和太阳黑子、极光、彗星等异常现象的记录。这些历史文献为竺可桢研究我国古代气候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他广泛收集整理了我国历史文献、近代的气象观测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并从对这些资料的分析中，得出令人难以想象的结论：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3℃的摆动；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殷末周初）、公元四百年（六朝）、公元一千二百年（南宋）和公元一千七百年（明末清初）时代；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

巧用“比较法”研究全球气候变化规律

在研究我国古代气候变化规律时，竺可桢巧用“比较法”，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文献记载的资料进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和空间（不同地域）上的横向比较。如，他从文献上看到，三四千年前，家燕在春分时节飞到郯国；而现在是春分时节飞到上海，春分后10～12天飞到山东泰安。而郯国就在上海与泰安之间。通过这个纵向比较，他推断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他根据公元前5600-6080年的出土文物，西安半坡遗址中有獐和竹鼠；而现在没有了。通过这个纵向比较推断，当时西安的气候比现在温暖。

竺可桢用我国的气候资料与日本诹访湖的记载进行横向比较后推断，中日两地的气候十七世纪的严冬都较多，但日本严冬开始和结束的年代比中国早四分之一世纪左右：诹访湖在公元1626～1650年已开始寒冷，而在中国则到公元1651～1675年才寒冷；诹访湖在十五世纪末叶已很寒冷，而中国到十六世纪初才寒冷。他以中国冬季温度的趋势同欧洲的冬季温度的趋势作横向比较，结果其一致性比同日本的一致性更小：欧洲公元1150和1300年之间的温和冬季最显著，而中国十二世纪却是严冬最常见的世纪；中国十七世纪的寒冷冬季与欧洲的俄罗斯、德国和英国却相同，但不是发生于同一个十年之中。

他用比较法对气候变化规律的研究，不仅为后人研究历史气候学开了先河，也为今天的全球气候的预测预报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