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我们应当“写朱自清颂”。抚今追昔，缅怀先贤，我们更加由衷地敬佩“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1916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改名为自清。不久，他结识了北大国文门二年级学生邓中夏，作为文学爱好者与新诗倡导者，他们热情联谊互助，很快成为知心的朋友，1919年共同积极地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和北大当时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后来，在李大钊的启发指导下，邓中夏积极地发起组织、筹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把“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作重心由市内向郊县的工矿与农村拓展。朱自清给予及时的热情支持，并共同参加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最初尝试；到通县、门头沟煤矿、长辛店铁路工厂去考察民众社会和工人劳动的生活状况。在邓中夏的组织、影响下，1920年5月2日的北京地安门群众集会上，朱自清慷慨陈词，作了《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劳动节》的演讲，还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等传单。

此后，朱自清一直与邓中夏诗文交往，保持着深厚的挚友情谊。邓中夏兼任《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编辑，发表了朱自清的新诗《煤》，歌颂矿工为社会生活“透出赤和热”的“美丽而光明”! 朱自清更欣赏邓中夏投身现实的革命生涯，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篇，如发表在《少年中国》的《游工人之窟》，思想清新，字里行间洋溢着歌颂工人运动的时代激情。后来，邓中夏等人又介绍朱自清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

1923年暑期，朱自清在南京清凉山邂逅了久别重逢的邓中夏。同学兼诗友，国是融挚情，他们促膝谈心后依依惜别。不久，朱自清读到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和《新诗人的棒喝》。他为邓中夏的深厚情谊与革命理想而自豪，随后创作了充满时代精神、气势磅礴的诗作《赠A.S》，抒发了对邓中夏的景仰爱戴，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如 “披荆斩棘的快刀”，“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

    你的手像火把，

    你的眼像波涛，

    你的言语如石头，

    怎能使我忘记呢？

    你飞渡洞庭湖，

    你飞渡扬子江；

    ……

    你将为春雷一震，

    让行尸们惊醒！

后来，朱自清把《赠A.S》选入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著名新文学作家叶圣陶读后感到“很欢喜”，评价“像握着钢刀，用力深刻，刀痕处都有斩截刚利的锋棱”。

朱自清的文学创作反映了五四时代民主革命的思想光辉，并及时地影响到作家和文坛，发挥了启蒙认知为现代文学发展开路奠基的重要作用。相比之下，他当时秉持发扬而表现独特的数学理性与科学精神，至今还鲜有论列和深入的研究。

英国学者罗素在他的名著《数理哲学导论》中指出：“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的数不仅适合数学公式，并且能在恰当的公式中应用于普通的事物”。五四时期的作家书写中，出现过种种数理形式及观念的文学移用，这固然不能绝对肯定，但在客观上还应属于通过“恰当的公式”，把数“应用于普通的事物”的可贵努力，说明当时作家接受科技传播的影响，首先表现于思想形式方面的时代共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创新性发展和“跨学科”意义。

五四时代的这种科学崇尚及其浓厚的新文化氛围，也必然会通过社会思潮和作家心理，表现到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选择以及行为方式诸层面。朱自清在创作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后，于1924年8月决定离开温州去宁波任教，预约的课目中就包括“科学概论”，这个史例的确切客观性，已不容置疑。更加富有“科学”意味的是，朱自清在在北大毕业后，先去中学任教数年。当时，他鼓励学生多读多写白话文，并且是 “自由命题”的写作，充分显示出五四精神尊重个性的现代意识，尤其他要求：作文簿的第一张要空下来，一面由我们（指学生）把本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以便检阅；另一面由他记分数，方法很别致；譬如首格代表九十分到一百分，次格八十分到九十分……如果你第一篇作文得八十五分，他就在次格正中点一点，第二篇如得九十三分，就在首格稍偏下的地方点一点……再把各点用线联结起来，由于点的升降，就可以一目了然知道成绩的进退。

朱自清这种衡文“评分”的成绩表达方式，生动地呈现出五四新文学作家特有的科学态度和明确的数理统计标准。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