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老一辈著名作家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发表《我请求》和《万般皆下品》，一再呼吁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1989年她又发表了《无士则如何》，指出要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工作者的社会贡献，实为“科教兴国”之先声。她的远见卓识，振聋发聩，深得广大科教工作者的崇敬与爱戴。

冰心老人德高望重饮誉国内外，培育、滋养了“五四”以来的几代莘莘学子。现代著名学者、作家、翻译家、钱钟书夫人杨绛教授就说过：“在冰心先生面前，我是一个读者和学生，我在中学时读冰心先生的《春水》《繁星》《寄小读者》，这些诗歌、散文是我小时候最早接触的新文学作品，我当时非常崇拜她。”冰心这些早期创作显示出“五四”科学新文化的时代光芒，照亮了追求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思想方向。当年，冰心还在上大学时就有传闻：周作人曾是她班上的任课教师，上文学课的时候，周作人拿当时报上发表的冰心文章来做教材，屡屡赞美“自愧不如”，学生们哄堂大笑，指着班里的同学谢婉莹说：“冰心就在这里呢”。

本来，1918年冰心入协和读“理预科”，当时的志愿是专心学医；她对数理化课程十分用功，成绩也很好。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她及时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时代新潮中，一说是因为写作耽误了“解剖学”之类功课，一说是因为心性慈爱导致“解剖实习”难以下刀；她才选择了弃医从文，小说等创作接连不断，从此蜚声“五四”文坛。1923年，冰心已有7篇作品被选入《初级国语读本》，时年23岁。她的作品深受“五四”“赛先生”的精神影响，尤其是这一年写的《山中杂记》里，冰心对“幸福”的理解及表达，借用算术公式作为引发思绪的因由，可谓触景生情。当她看到“黑板上写着的方程式”时，“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怅惘”，使她回想起“十五年前”自己的“背乘数表”时代；不由地感叹“人绝对的被书本征服了”，以至于影响到以后的人生观和幸福观。这实质反映了数理思维的基本训练对现代思想感情的潜在影响和美感作用，也显示了“五四”作家知识结构的科学价值与创新活力承前启后，历久弥新。冰心还在小说《去国》里，首次提出了科技人才的“爱国”去留问题，说明她对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她于1957年创作了科幻诗歌《我们拜访了火星》，主人公是个中国儿童和日本、埃及、印度的小朋友们，联谊同乘苏联宇航员叔叔驾驶的宇宙飞船——“稳稳地渡过了茫茫云海”，来到火星和“许多举着红旗穿着红衣的小朋友”见面；接着：

——和他们紧紧地握手，

——和他们热烈地拥抱。

——我们是从地球来的小客人，

我们的发音虽然不都一样，

我们的名字却都叫“和平”！

冰心的这首科幻诗，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风格烙印，却难能可贵地倡导、表达了探索外星奥秘、渴望更高层次的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的和谐平安。

冰心一直重视积极地发现和培育科普、科幻创作的新生力量，特别“感佩”高士其“以残疾之身，孜孜不倦地为儿童写了几十年的精彩的科学诗文”。1990年11月，她应邀为《高士其全集》写序指出：“‘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高士其就是全心全力地把科学知识用比喻、拟人等方法，写出深入浅出，充满了趣味的故事，就像色、香、味俱佳的食品一样，得到了他所热爱的儿童们的热烈欢迎。”“不论是文还是诗，都是科学、文艺和政论的结晶。”后来，高士其当面请教冰心说：“你是文学家，你的文章好，要帮助我们的科普作者。”她却谦虚地回答：“写科普必须有科学知识，必须要有科学基础，我是外行，但我要学习，我以后也要写一些科普作品。”冰心认为：“科学小说是引导青少年走上科研之途的动力！”她与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的忘年之交，她鼓励急救学家李宗浩医生从事科普写作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留给我们宝贵的经验与启发，有待于今后科普理论及名家研究，逐步地认真总结和深入学习。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