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20年代初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光辉篇章。为此，孙中山和李大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李大钊亲自参与追悼孙中山的一系列社会活动。他还写下长达214字的挽联总结孙中山的生平——比昆明滇池著名的大观楼长联还多30余字，堪称冠绝天下的“中华第一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陵，甚至共管阴谋，急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这副挽联精辟地概括了孙中山追求革命的一生，也充分表达了李大钊和孙中山为建立两党合作而建立的深厚情谊。早在1919年间，孙中山与李大钊就通过《新青年》杂志开始相互了解。1922年8月，李大钊在中共中央的杭州“西湖会议”上，坚决支持、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建立共产党和孙中山代表的国民党的联合阵线，以及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组织等等。8月23日根据党的决定，李大钊到上海首次会见了孙中山，文献记载他们 “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并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多次交谈“讨论建国种种问题”，其中心已经明确为“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等重大议题。这些在李大钊的《狱中自述》里也有所披露：李大钊当时告诉孙中山，自己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共产主义。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帮助我。于是，李大钊依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同意以共产党员的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并且是经孙中山的“亲自主盟”，成为“跨党”的党员。

其实，当李大钊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孙中山还在广东高举“护法”大旗，结果失败后重返上海——直到接受共产党人的帮助，开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诚如上联所说：他“扬民族大义”，“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要为人间留正气”。所以，1923年10月间，孙中山亲自“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时，就委任“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李大钊后赴广州，在孙中山亲任大会主席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当时，别有用心的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李大钊当即发言并严正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对于本党实应负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遍的责任，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李大钊特别申明“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当时，孙中山也针对国民党右翼表态：你们反对同共产党合作，我可以退出国民党一个人加入共产党。这样在孙中山的坚决支持下，李大钊最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从现在保存下来的纪录电影和历史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孙中山对李大钊极为亲密和倚重，比如：他们“肩并肩阔步向前”的生动画面，等等。

下联首先明确地阐述“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的民族忧患意识，表达“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的决心和信心。实际上在1924年底，李大钊负责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正式建立；他就坚决地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发动工农和学生、群众，开展反军阀割据、反封建复辟的革命运动。孙中山到京后病情加重，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的6名“委员”里，也仍然包括李大钊在内。通过挽联：“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深情地表现出李大钊对孙中山逝世后“大革命”前途的极度关切；紧接着：“亿兆有众，惟工与农”，又说明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和积极、明确的革命组织路线——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李大钊为悼念孙中山写的这幅挽联，思通古今，放眼中外，情深意切，悲壮感怀，是一件融汇了革命史、文化史、思想史和楹联艺术的宝贵党史资料；近百年来竞相称颂，更加凸显其非凡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价值。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