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谷超豪从苏联进修归国，无论是能力还是已经取得的成果，都已接近微分几何研究领域的顶峰，功成名就之日须臾可待。但谷超豪并没有继续微分几何研究，而是转向了国家建设急需的偏微分方程研究。这是他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手稿《拟线性正对称方程组理论及其对拟线性混合型方程的应用》（首页，图1）。

导致他做出这次“转型”的，是1956年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当时，谷超豪参与了规划编制，深知计算数学、概率论、偏微分方程都是新中国比较薄弱的，国家希望在这些领域能有所突破。他自觉地想要承担起这个使命。1957年，他被公派到苏联进修，有意识地学习了与高速飞行器密切相关的空气动力学。1958年，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谷超豪敏锐地看到，偏微分方程研究大有可为。当时，偏微分方程在国际上已有多年研究历史，是数学和物理科学、工程科学沟通的桥梁，能解决空气动力学中许多困难但重要的数学问题，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却相当薄弱。从苏联回国后，虽然无论是能力还是已经取得的成果，都已接近微分几何研究领域的顶峰了，功成名就指日可待，但谷超豪还是带着几个年轻人一起转向了偏微分方程。

据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其实，当时国际上数学的主流研究方向还是线性方程，花费两三年时间就可以做很多事情，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可以发很多顶尖的文章。但是谷先生回来后，却把研究方向定在和高速飞行器相关的超音速绕流问题上，属于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这在当时是很难的技术难题，现在仍然是很难的尖端技术问题。他带着我们花了一年时间就有了重大突破。15年后，当美国的希弗教授得知这些成果后，大为惊奇，因为他刚刚做完了平面机翼超音速绕流解的存在性证明，想不到这个问题早已被谷超豪解决了，而且由他所领导的集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将数学研究与国家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是谷超豪秉持终身的理念，正如他所言：“数学最使人兴奋之处，就在于可以用它来解说或解答各门学科中的重要问题，同时又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成就，扩大和充实自己的研究，为国家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他的一位学生曾感叹地说，谷先生在治学中有一种“多变”的精神。这种“多变”，表现为科学家独特的个人风格和超强的创新能力，实际上却缘于谷超豪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祖国建设的需要出发，才能不断发现学科创新点，从祖国建设的需要出发，才有源源不断的激情和智慧。

2010年，刚刚荣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谷超豪，专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大力强调基础学科，尤其是数学研究对于国家科技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提议建立一个以上海为基地、联动周边地区高校与研究所的“南方数学研究中心”，当时也成为了国内数学界的一个大新闻。据他的学生洪家兴院士所言，在建立上海数学中心这件事上，谷超豪既无个人名利要求，也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对人才培养问题进行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进入新世纪以来，他一直忧虑、感慨于国内优秀生源大多对金融、管理等热门专业趋之若鹜，而数学等基础学科则乏人问津，即使偶有入门的年轻人往往也只是把数学系作为“跳板”。面对这一困局，谷超豪总是强调数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和工具，中国需要数学：“希望更多有才华、有志气的年轻人，投身到数学这一对国家建设极为有用的事业中来！”为此，他提议建立上海数学中心，初衷就是“把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家吸引过来”，让年轻人有机会与大师交流，让创新型人才能够更快成长。

曾经有人问谷超豪，如果没有那么多社会工作，对他来说是不是会更好？他的回答是：“我情愿肩负历史的责任。”对此，他曾在一次表彰活动的书面发言中说得更详细：“我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感到，知识分子只有投身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谷超豪（1926—2012），浙江温州人，数学家。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53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1959年获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主要从事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齐性黎曼空间、无限维变换拟群、双曲型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规范场理论、调和映照和孤立子理论等方面取得了系统的重要研究成果。特别是首次提出了高维、高阶混合型方程的系统理论，在超音速绕流的数学问题、规范场的数学结构、波映照和高维时空的孤立子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2010年获得2009年度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