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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集体中的一员”——于敏的一封家书

发布时间:2025-01-24 05:59:15 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字号: [ 大 ] [ 中 ] [ 小 ]

1999年9月18日,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0月,《南方周末》以《于敏:中国氢弹之父》为题发表长篇纪实性采访报道。见报后,他的堂弟于确给他写了一封信,想要联系《南方周末》的记者,将哥哥赡养老人、抚育弟弟、妹妹和关心晚辈的事迹详细介绍一下。于敏得信后,很快就写了回信,强调两弹一星是“集体贡献”,“我是其中一员,作了一定工作,是23位代表之一。至于第一个领奖,只是按姓氏笔画为序,并无什么意义。”他还告诫堂弟“不可和记者联系,记者说话写文章常常不够严谨”。

于敏1949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50年代初就在物理理论研究方面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崭露头角。参与核工业相关工作之后,他作为学术带头人之一,在理论设计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实际,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所以他能够严谨而准确地指导科研工作,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

晚年向记者回忆起当年开展研究攻关的经历,于敏仍非常兴奋:理论部科研大楼,每天晚上都灯火通明。共和国年轻的科技英才们,为了讨论技术问题,常常通宵达旦;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科学家的学术报告一个接着一个,报告厅常被挤得水泄不通。虽然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仅有一些桌椅,一块黑板,几把计算尺,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只有每秒万余次。但是,这里有智慧卓越的人才,有振兴中华的火样热情,有团结协作互相启发的科学家群体。在新老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发扬学术民主,他们降伏了一个个拦路虎,终于在1965年末,于敏带领科研人员利用上海华东计算所的计算机发现了热核充分燃烧的关键,逐步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完整的氢弹物理方案。

于敏以极端负责的精神,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从事研究工作。在工作中,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细节,常常告诫同事们一定不要放过任何疑点,因为这关系到研究的成败和技术的进步,关系到国家的声誉。所以只要发现某个因素的影响还不清楚时,即使在作业最后阶段,他也会毅然向上级报告,请求暂停,等研究清楚再继续作业。他这样做,从未计较个人的得失,都是发自对祖国的深沉的爱和强烈的事业心。几十年来,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埋头在工作中,没有发表一部专著,用自己的学术造诣和大好年华跟同事们一起为我国核工业谱写了一曲曲震撼人心的凯歌。

当被问起为什么我国能用很少的试验就达到了发达国家上千次试验的水平,于敏总结说: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央方针指引下,在原国防科工委、二机部的领导下,通过实践,我们逐步摸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技术路线。具体来说则有三点:第一,我们认真贯彻中央制定的发展核武器的方针。我国的国防战略是积极防御战略,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我们着眼先进设计思想和先进科学技术,集中力量研制有限重点型号,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第二,我们十分慎重地选择实现目标的技术途径。本着科学求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在技术途径上力求做到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第三,我们选定技术途径后,总是遵循周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教导,把复杂的物理问题和技术问题进行分解,狠抓关键,过细工作,决不放过任何可能的隐患。一次试验,多方收效。这样每经过几次试验,就能有所突破,就能跨上一个新的台阶;通过几个台阶,就达到了现在这样高的水平。

谈到我国国防科技的未来发展,于敏满怀信心。他认为高技术是买不来的,所以我们始终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本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造就了一支政治素质好,科技水平高,善于集体攻关,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队伍。这支队伍坚持以自己力量为基点,发奋图强,基础扎实,具备了坚实的持续发展能力,完全能够承担起科教兴国和科技强军的历史使命。

于敏深知,核工业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体,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完成一个庞大的工程,它需要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为之奋斗和作出贡献。因此他向来重视集体的力量,尊重同事、注重协同,以保障科研任务的顺利推进,正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篇报道所说:“于敏同志识大体、顾大局,作风民主,精诚团结,和谐共事的品德在同事中也是有口皆碑的。”

正如于敏自己所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于敏(1926—2019),河北宁河人。1949年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后,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65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历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在我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我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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