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张九辰

近日，冰岛地震活动显著增加，引发人们广泛关注。

其实，中国也是地震灾害多发区，地震次数占全球大陆地震的三分之一。20世纪初，中国大陆进入地震活跃期，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强烈地震有近10次。掌握地震分布规律甚至提前预警是人类的长期梦想。从现代地学创建之初，中国学者就通过震区考察、建立地震监测台站、整理历史文献等多种途径收集地震数据，以便研究地震的分布规律。

图为李善邦之子李建荣捐赠的霓式地震仪复制品。（图片由李建荣提供）

地震观测引发国际关注

1913年底，云南峨山发生7.0级地震，相关部门派员前往灾区考察，这是中国首次以政府名义委派的地震考察。1916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第二年安徽霍山发生强震，该所派员赴灾区考察，同时印制调查表寄交安徽及周边各省。通过现场考察，并结合调查表收集的地点、时刻、烈度、方向等数据进行分析，该所在当年《农商公报》上发表了调查报告。

1920年，甘肃海原发生20世纪破坏性最大的地震。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带领农商、内政、交通、教育四部门组成的考察队前往灾区。通过考察，翁文灏将断层与地震灾害联系起来，开辟了地震地质研究的新方向。8年后，中国地质调查所开始筹建地震研究室。鹫峰地震台于1930年建成，并配置了当时最先进的地震观测仪器。

设备问题容易解决，人才培养才是关键。鹫峰地震台从1930年开始记录，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间断地记录了2472次地震，并编辑成《鹫峰地震月报》与世界各地震监测台站交换。当时亚洲地区的地震监测台站很少，鹫峰地震台的观测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这背后，毕业于东南大学物理系的李善邦功不可没。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地质调查所迁往重庆，但观测仪器无法南运。李善邦等人于1939年开始自制地震仪，最终于1943年研制成功。为了“纪念我国首次以科学方法研究地震之学者翁咏霓（即翁文灏）先生，谨名曰：霓式地震仪”。1944年，中国大陆地区再次进入地震活跃期，该仪器自1943年至1945年共记录微震百余次，最远的一次来自6700多千米之外的土耳其。

利用历史文献推算地震烈度

预知未来灾害走向，需要时间跨度大且内容丰富的观测资料。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利用历史文献分析灾害周期，是寻找地震发生规律的可行途径。翁文灏赴安徽考察后着手查阅历史文献，他从历史文献的3000多次记载中分析地震的分布，并根据地质构造的特点推算地震中心带。

大规模历史地震资料的整理，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程建设。按照苏联的经验，建设之前要有抗震设防的地震烈度资料。此时地震监测台站为数不多、观测时间又短，无法满足需求。

在专业人才少、服务于工程建设水平不高、地震资料不足的条件下，收集地震烈度资料相当困难。利用历史地震资料破题，成为解决工程建设燃眉之急的有效途径。一项需要长期积累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变成了需要在短期内完成的紧急任务，中国学者不得不另辟蹊径。

中国科学院于1953年成立了地震工作委员会，聘请地震、地质、地理、历史、古建筑、土木结构等学科的专家，利用中国历史材料编制地震烈度资料。1956年，《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出版，该年表的完成不仅对地震烈度鉴定和地震区划起到了应急作用，而且对于地震科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后来编制的地震目录、各地方志的地震篇和历史地震资料等，均是在《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基础上增删而成。

中国地震预报事业诞生

20世纪60年代频发的破坏性地震，催生了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6.8级地震，科技人员奔赴灾区。与此同时，震区人民自发组成观测小组监测异常现象，并与专业队伍形成了“以防为主，专群结合”的地震预报体系。

邢台地震之前，地震资料的收集整理主要由中国科学院承担，此后地质、石油、测绘等部门也参与其中。1967年，河北河间发生6.3级地震；1969年，渤海发生7.4级地震；1970年，云南通海发生7.8级地震；1976年，河北唐山发生7.8级地震……不断发生的强震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国家地震局等领导机构先后成立。

在以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指导下，了解并掌握震前异常现象成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为了尽快收集资料，全国范围内快速建立起十几万个地震群测群防站点，同时采用广播、电影、海报、手册、展览、培训班等形式普及地震科学知识。群测群防站点普遍采用了土地电、土地磁和土地应力（以下简称“三土”）的观测手段。

唐山地震之后，中国步入地震平静期。随着改革开放，地震监测与灾害防治开始了体制改革。多数“三土”仪器由于精度低、所得数据价值有限而被淘汰。此后，国家大力推动专业地震台网建设，目前500多个专业地震监测台站覆盖全国各地，为地震预警、监测和预报提供了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持。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