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汉代海昏侯墓出土的当卢。（图片由作者提供） 

金银错也称错金银，是中国古代金属细工装饰技法之一。金银错工艺最早始见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主要用在青铜器的各种器皿、车马器具及兵器等实用器物上的装饰图案。被金银错工艺装饰过的器物外表，金银与青铜的不同光泽相互辉映，其图案与铭文显得格外华美典雅，充分体现了古人精湛的技巧与审美情趣的完美结合。2014年，金银错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种传统美术。

错金嵌玉让雕刻器物栩栩如生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已经能初步运用镶嵌技术来美化器物了。1983年，辽西凌源牛梁河新石器时代神庙遗址中，出土了一尊女神头像，女神头像的两颗眼珠用碧玉琢成，使女神颇具神韵。大概怕玉睛脱落，就在玉睛的后面留下一个长柄，将柄头深深嵌入头中。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情况来看，这可能是中国有镶嵌工艺的最早证据了。

到了夏代以后，错金术和错金嵌玉工艺逐步发展起来。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枚距今约3700年的虎纹嵌松石铜牌。铜牌出土时位于墓主人的胸部，为系于胸前的护身符。铜牌以鞋底形青铜片为底托，其上用了300多块绿松石镶嵌出呈匍匐状的老虎。虎背从上到下嵌出一条笔挺的脊梁，在柔美的图案中平添了一股阳刚之气，而那双用美玉磨制成的虎眼，更突出了虎的神威。

从殷商时期出土的“尊”“鼎”一类的祭器来看，多以错金术镶嵌的饕餮（兽面）、龙、凤、云、雷、乳钉等纹饰，造型生动，工艺精巧。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嵌松石的虎形饰，炯炯有神的虎睛是以黄金箔片嵌贴而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创造了在青铜器物表面涂金泥和刻花纹的鎏金、刻纹等工艺。1951年，在河南辉县固围村一号墓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长18.4厘米，宽4.9厘米。白银制造，通体鎏金。钩身铸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兽首分列钩前后两端，长尾鸟居钩左右两侧，盘曲逶迤，富贵典雅。钩身正面饰白玉3块，玉中心各镶1颗半球型蜻蜓眼式的琉璃彩珠，工艺极其精湛。此后镶嵌技术历经各代，日臻完善。

金银错折射出古人的工匠精神

汉代是我国金银错工艺最盛行的年代，汉代大学问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错”字解释：“错，金涂也，从金，声”。就是把金银涂画于青铜器上的意思。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注释说：“错，俗作涂，又作措，谓以金措其上也”。所以，凡是在器物上布置金银图案的，就可以叫金银错。

除了祭器之外，镶嵌的范围还发展到了家具、器皿、屏风、壁挂等，还使用了在黄铜中嵌入红铜的错铜、在铜器的錾槽内用漆液粘嵌绿松石的错石等手法。如南朝的《荆楚岁时记》中说：“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在洛阳唐代墓中发现的螺钿铜镜，镜的背面用螺钿嵌成一幅图画，画中树下有二人对座弹棋（古代的一种游戏）并饮酒，有一鹤舞于前，反映了唐代上层社会闲情逸致的享乐生活。这种器物的镶嵌技术发挥了高度的装饰功能，使日用工艺品获得了生动的效果。

与建筑结合的镶嵌工艺也有一些典型实例。如近年在北京大葆台发掘的汉燕王刘旦墓壁，发现在大型木椁外有称为“黄肠题凑”的方木围墙，这是装饰的陵寝墓室中的一种代表权贵等级的装饰图案壁，也是目前我国出土文物中最早的巨型镶嵌工艺品。“黄肠”是指用柏木黄心方形木垒叠棺外，“题凑”是指方形木一端头皆朝内。宋代镶嵌技术更广，已用于雕漆器物上。明清时期镶嵌工艺备受重视，渗透在各个方面。如明代山西大同新建的玄都庙的“九龙壁”和清代故宫、北海的“九龙壁”，均是古代建筑群布局中不可缺少的浮雕镶嵌“照壁”，它采用琉璃质料，工艺精湛，气魄雄伟，驰名中外。

在古代的镶嵌工艺中，金银错不仅产生早，而且工艺要求严格。古人首先要在物体上雕刻出所需的图案或文字，这称之为镂。荀子说过：“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刻工是非常精细的，然后把金、银、玉、珠、玻璃等物嵌进去，再用磨石错平、磨光，使之成为一个图形丰富、色彩斑斓，永不褪色的整体。由于镶嵌工艺之复杂，嵌入的金、玉及宝石无价，故使镶嵌器物价值无量，成为王宫贵族之收藏品或殉葬品。

清代乾隆曾有诗写道：“金银错始商家鼎，合写屏风三友图。”今天看来，镶嵌工艺的技术含量不一定很高，但它要求造型美观，工艺细腻，才能达到华丽精美的效果。2000多年前的能工巧匠们能把细如毫发的金银丝天衣无缝地镶嵌到各种器具中，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孜孜以求的工匠精神。作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银错工艺在传承中不断发扬光大，在现代焕发出新的异彩。

（作者系中国高新科技社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