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一晃而过的镜头里，观众或许都没注意到黄绿色的草有些枯萎了。

但如此短暂的画面，是《流浪地球2》地球科学组的科学顾问经过细致地推算模拟后，才敲定的——在那个时间设定里，地球距离太阳有多远？地球整体的气候环境是怎样的？设定的经纬度可能长有哪些植被？颜色应该是什么？

观众大抵是觉得这部电影用的不是“五毛特效”，于是欣然买单。

好评如潮的背后，是导演郭帆一段略有辛酸的经历。

早在第一部《流浪地球》设计之初，很多科学问题待解。他曾和制片人龚格尔把车开进一个科研院所众多的园区，车绕了几圈，又驶出了园区。

郭帆不知道该找谁。他们也不知道，当车开出园区时，右手边就是国家天文台A座大楼。

“可能他们随机敲开一间办公室的门，‘拽住’一个人，都有可能获得帮助。” 6月26日晚，《流浪地球2》科学顾问团队执行制片人王姝做客第64期《科学咖啡馆》，讲述电影背后的故事。

“科学制片人”是个新行当

大概是《流浪地球》“饿狠了”，《流浪地球2》才可劲儿把能请到的科学家全部凑齐了。用王姝的话说，“导演和编剧不断地发出高密度追问，电影创作近2年的时间里，科学顾问团队几乎是7×24小时在线。”

在片尾字幕中可以看到，《流浪地球2》的科学顾问团队被分为理论物理组、天体物理组、地球科学组、人工智能组、太空电梯力学组。大体的工作程序是这样：剧组提出设定和问题，通过工作群发放给不同组别的科学家，科学家给出可行方案以及推演过程。

“科学顾问团队执行制片人”这个名词也是第一次出现。

《流浪地球2》的科学顾问团队执行制片人有两位：王姝和骆翼云。两人各有分工，驻扎在片场的骆翼云会收集导演组和现场其他部门提出的科学问题，王姝则会确保这些问题发到合适的科学组。

迅速理解主创团队需求、为剧组精准匹配科学家，王姝担负起牵线搭桥的工作。

这个工作没想象中容易。在电影上映初期，王姝会听见有科学家“吐槽”：“问了我好多问题，也不知道用在了哪里。”

“创意恰是一部电影的核心价值，在电影上映前都要严格保密。”王姝会跟科学家们解释，编剧组做了一些比较极致的工作。他们把向科学顾问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融进剧本，再交给科学顾问团，每组科学顾问拿到的剧本都是“私人订制”。

结果是，一些科学知识可能并没有机会正面展现，但这些设定细节都以“旁敲侧击”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成为编剧、美术和视效团队搭建剧情和场景的参考。

当电影遇到科学，到底听谁的

在电影筹备期，导演组与科学顾问团曾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反复沟通、反复论证，整理出一份十几万字的文本，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设定。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是《流浪地球2》科学顾问团天体物理组组长，他就曾让剧组“含泪”推翻原本设计得颇具观赏力的剧情。

这是电影里一个重要情节。为了让地球摆脱月球引力，顺利踏上冲出太阳系开启旅程，人类通过建造月球发动机来放逐月球，也就是“逐月”计划。

但最初剧本中设定的是另一版“弹幕”计划：在太空电梯上加装大炮，在地球上以一定角度、规律、时长发射“弹丸”，像抽陀螺一样抽动月球，让其自转加速解体。

苟利军团队经过周密计算后发现，如果要达到让月球解体的能量下限，至少要发射千万枚超高速“弹丸”，在科学上没有任何可实现性，最终剧组舍弃了原方案。

不过，这个情节又有其必须存在的理由。为了让核爆月球更有可信性，苟利军团队引入了“相控阵”的新概念，比直接核爆更“科学”了。

融合就是互相包容和需要

王姝发现，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正视并思忖一个问题：科幻这个曾被认为与想象力相关的类型，跟科学到底能有多少关系？

随着公民科学素养的不断提高，一批高素养、高要求的观影群体正在形成。王姝常常对影视界的朋友说，“我们的观众准备好了，你们呢”？

“科影融合的主体一定是电影。”穿梭在科学和影视之间的王姝，一直坚信电影导演的需求，才是这项跨界合作最核心的需求。

当然，王姝也能看到科幻影视行业暴露出来的问题，一些创作者对科学的认知还停留在“高中理科生”的阶段。

王姝分享了这样一个插曲：一位编剧在拜访一位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之前，花了大半年时间做了大量调研工作。但一番交流之后，这位编剧在感慨科学研究更新速度之快时，甚至崩溃大哭。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情况是，观影群体的科学素养也在提升。王姝形容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在她看来，影视创作者应该尽快刷新对科学的认知，因为观众越来越不好“糊弄”了。

科学界也在主动拉近与科幻影视的距离。电影圈的朋友告诉王姝，“今年以来，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影评，竟来自我们很‘陌生’的科学界”。

王姝很欣喜看到这样的变化，“科学家写影评，角度比较新颖，更易产生积极的效果”。

毕竟，人们看的是电影本身，科学给电影喊“卡”，并非谁在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