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4日，在群星璀璨的中国科技星空，又一颗耀眼的明星冉冉升起。这便是以“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先生命名的、编号为10929的小行星。它将永远巡视于天际。

陈芳允先生在家中工作（图片由作者提供）

陈芳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3年了，但他一生为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的坚定信念；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赤子之心；以及他善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科学精神，无不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不朽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

陈芳允先生是浙江省黄岩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抗战时期，他便以满腔热血投身于“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坚定地确立了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的理想与抱负。他是在国外研制第一套船上海用雷达的唯一的一位中国人。但他心系故土，1948年便毅然回国，全身心地投入改变中国科学技术面貌的伟大事业，为我国无线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的研究开发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63年，陈芳允先生与人合作，研究出原子弹爆炸试验用的多道脉冲分析器，为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作出重要贡献；1964年，他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机载单脉冲雷达；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启动，陈芳允任卫星测量总体技术负责人，为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升空再立新功……

陈芳允先生还是促进我国高技术发展“863计划”的4位倡导者之一。他一生获奖无数，著作甚丰。1985年，他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他获得党和国家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一至高无上的荣誉。他所著的《无线电电子学新发展》《卫星遥测技术》等，皆为相关领域的扛鼎之作，为学术界所称颂。

我与陈芳允先生初识于1987年。那年的11月11日，在南京金陵饭店召开的“ICCT’87”学术会议上，我作为复刊不久的《电信科学》杂志的一名编辑参会。当我看到与会专家中，有我仰慕已久的陈芳允先生时，喜不自禁，决定冒昧去拜访他。

当我叩开陈芳允先生的房门时，他高兴地迎了出来。在得知我是《电信科学》杂志的编辑时，便笑着说：“这本杂志早年我便看过，还与你们打过交道呢！”我告诉他，杂志停刊多年，1985年才恢复，我是杂志复刊后才“入伍”的新兵，请他多多指教。

就在我们彼此交换名片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当陈芳允先生看到我的名字时，当即便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当他听说我是浙江黄岩路桥人时，便高兴地说“那我们还是同宗呢！”接着又说：“你的辈分还不低啊！”我想，他是指我们虽同属陈姓芳字辈，我却比他小20多岁。

由于这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们的谈话变得更亲近了。我也少了一点拘束。初次见面，我不敢冒昧地向他提什么要求，只是希望他多支持我们的杂志，多给我们以指点。

此后，我与陈芳允先生的交往也多限于技术业务上的请教和约稿。至今我还保存了他于1988年6月24日对我约稿信的回复。信纸和信封都极其简约，使我不禁想起他那朴实无华和平易近人的学人之风。

陈芳允先生是人民邮电出版社重点出版工程《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电信卷）的审稿人之一。当时我在该社总编任上，因此在1993年该书出版前后与他时有接触，但具体细节已记不清了。他在给我的信中留下住址和电话，据此我曾给他送过我们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书刊，也曾向他约稿并请教一些问题。

我与陈芳允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记得是在1997年前后，他高兴地谈起家乡。他说，他小时就读于黄岩中学，多年没有回去了。我趁兴说：“我们一起回一趟老家好吗？”他高兴地点点头说：“好啊！等我稍空些吧。”虽然我觉得他有空的时候是不多的，但我还是为此略做了些准备。可没等到那一天，便传来陈芳允先生仙逝的消息，令人不胜悲痛。那是2000年4月29日。

大师远去，云悲海思。陈芳允先生虽已离开我们，但他的高风亮节、家国情怀，以及他对年青一代的拳拳之心，却永留世间，为后人所敬仰。

（作者系人民邮电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