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孩子都是国家的宝贝，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得到精心的养育。记者自12月20日召开的“中国人口发展论坛”上了解到，为降低养育成本，我国将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提倡家庭养育，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优先支持普惠性托育机构建设，推动出台国家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指出，“十四五”时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生育水平还有继续走低的趋势，我们要着力解决群众“不愿意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的问题，努力实现较好的生育水平。

王培安表示，解决“不敢生”的问题，要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突出补短板，将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将托育服务体系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构建政府主导、以普惠小微型托育机构为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托育服务体系，为城乡居民提供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托育服务。

在出生人口减少、学前教育资源有富余的地区，鼓励“托幼一体化”，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将2至3岁幼儿托育服务纳入以公立机构为主的普惠型学前教育服务体系。

完善家庭福利政策。将家庭作为基本的福利单元，推动出台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将0-3岁托育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抵扣范围，探索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减轻家庭育儿经济压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现代家政服务，扩大普惠型服务的覆盖范围。

优化产假、育儿假制度。推行女性就业保障和性别平等制度，适当增加配偶护理假、家庭养育假等育儿假期，鼓励男性参与子女照料，鼓励家庭育儿的代际支持，创造家庭共同承担养育责任的良好氛围。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支持职工带薪休假，探索弹性工作制等。

提议2-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纳入学前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曾有提案，提出2到3岁的婴幼儿托育服务纳入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托育服务供给不足，缺口很大，这是造成育儿焦虑和抑制生育意愿的因素之一，”贺丹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曾做过调查，孩子的养育费用，0到3岁期间养育成本最高，但这个阶段没有纳入到义务教育范畴，都由家庭承担。目前已有的托育机构仅有不到两成是公办，民办机构为了保证运行价格较高，接受高价格的家庭不到1/3。社会上曾有人呼吁把托育服务变成产业，如果以营利为目的企业都到这个领域来掘金，质量上去了肯定价格更高，不但不能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反而会扩大育儿的焦虑，抑制生育意愿。

“90%有托育服务需求的是2到3岁的孩子，如果把2到3岁的托育服务做好，九成的托育服务就完成了”，贺丹说。  

2019年、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下降，中国人口发展中心预测，我国“十四五”期间可能比“十三五”期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减少200万-300万，这恰好是合理调配学前教育资源，扩大托班托位是的好时机。

贺丹建议，首先要充分利用现有公共服务体系和资源。比如，利用好学前教育的资源，在条件成熟的地方，鼓励地方幼儿园办托班。0到3岁最好建立以家庭为主的托育服务，“十四五”期间建议重点帮助民办机构降低成本，使他们达到普惠价格以后还能持续发展。

贺丹强调托育服务和婴幼儿照护服务均衡，比如城市可能存在“过度育儿”的情况，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儿童发展比较差，在这种状况下建议支持贫困地区儿童，不要在早期发展上落后太多。

提倡家庭托育模式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提倡家庭托育模式，他表示，这种模式目前在国外普遍。一是价格便宜，二是邻里之间信任度高，三是家庭托育方便且氛围更适合婴幼儿，如果父母把婴幼儿送到单位附近或是较远的地方，不仅交通不便，对孩子的健康安全都有影响。

目前家庭托育模式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相关政策法规不健全，比如没有允许家庭的自有住宅作为营业的场所；目前的监管措施对家庭托育点怎么监管，监管哪些尚在探索中；邻里之间需要协调，比如家庭托育点有时会占用电梯，小孩子游戏时会有邻里纠纷等。

杨文庄介绍，目前家庭托育已经纳入我国“十四五”规划，国家卫健委已经系统梳理了国外家庭托育点的法规、规范、标准，同时调查了国内家庭托育点的发展情况，已经在深圳先行先试点，如果成功可能将其他地区推广。

“对家庭托育点，各地政府不要一棍子打死，还要加强指导，支持，”杨文庄强调，“我们也将按照中央的要求，尽快研究家庭托育发展的有关管理规定和规范标准，为这种服务业态健康成长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