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浙江杭州西溪诚园的李先生,在小区的菜鸟驿站取完快递后,就随手把包装快递的纸箱放在驿站,方便再利用。这一行动,李先生减了37克碳,而减排的碳转成了他个人碳账本“绿色家园”中的50克绿色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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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政府、企业带动公众参与碳减排的中国方案“碳账本”受到了广泛关注。
作为第三方绿色生活减碳计量底层平台,“碳账本”运行模式是一个漏斗形状,最上层为各种日常生活场景,每个公民在衣、食、住、行、用、游等多个方面都可以践行碳减排行为,像李先生这样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还有乘坐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购买节能家电等,这些减排行为会被第二层的数字化企业给记录下来,形成政府、企业、个人三本账。“碳账本”以数字化方式实现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链接,探索建立碳减排的多元社会化参与机制,形成碳普惠机制。
家庭生活消费排放温室气体占“半壁江山”
“中国着力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将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行动,动员公众参与已经取得很多成绩和明显变化,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在COP27中国角“绿色生活,共建共享——倡导公众参与绿色行动”主题边会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说。
近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消费端以及个人生活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联合国环境署《2020排放差距报告》指出,当前家庭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3,加快转变公众生活方式已成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
国家气候中心主办的《气候变化研
究进展》学术期刊发文显示,我国家庭生活消费所引发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占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2%。
“消费端减排不仅潜力巨大,还会反过来促进、引导生产端的减排,为政府的进一步决策提供积极支撑。让人高兴的是,中国政府的顶层设计中,低碳消费、生活绿色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形成了良好社会互动。”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杜少中说。
“碳账本”是碳普惠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碳普惠是以生活消费为场景,为公众绿色减碳行为赋值的激励机制。在这种机制下,绿色低碳行为形成的碳减排量,能够抵消自身碳排放、参与碳交易或转化为其他福利,是生活消费端减碳的重要方式。
目前,碳普惠获得了各地政府的认可。四川省、江苏省和北京市等在发布的《碳达峰实施方案》相关文件中均明确提出推动碳普惠机制。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碳普惠机制建设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广东省印发了《广东省碳普惠交易管理办法》,“浙江碳普惠”作为全国首个省级碳普惠应用已经上线。
带动全民参与绿色减碳行动
中国向COP27提交的《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在“重点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新成效”中提出,开展创新型自愿减排的碳普惠机制,激励全社会参与减排,引导带动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取得成效。
“公众参与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执行主任、绿普惠创始人陶岚介绍说,目前,碳普惠机制可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政府主导政府主体单一碳普惠机制、企业主导企业主体单一碳普惠机制、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多元碳普惠机制。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多元碳普惠机制,将政府主体、企业主体类型的碳普惠机制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政府和企业碳普惠平台的链接。在这种新的碳普惠机制下,正在形成政府组织、技术赋能、平台承载、用户响应的创新共同体,正在建立政府-企业-公众间多对多互动运行机制,其效果超过只依靠政府对公众单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引导,是未来碳普惠机制发展的重要趋势和重大方向。”陶岚称,接下来,还需要建设碳普惠基础设施,扩大碳普惠合作网络,运用数字化手段,带动全民践行减排。
在COP27中国角举办的“数字碳中和与消费端碳减排”主题边会上,绿普惠公司联合创始人孙东杰分享了由绿普惠云带动的全民减排行动案例。以北京2022冬奥会碳普惠平台“低碳冬奥”为例,在冬奥会前后100天左右的时间里,共带动270万人践行减排行动,碳减排量达1.9万吨,成为冬奥会碳中和的亮点。
“自发布以来,绿普惠云共为1400万用户建立了碳账本,累计减排次数3.8亿次,共产生减排量18万吨,实现了政府顶层设计、企业主体参加、公众踊跃参与的碳普惠长效机制,为社会各界形成合力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提供基础底座。”孙东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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